赵尔丰家族 赵尔丰:致命的转身
同时,由民间集资、独立筑路的呼声,从一开始便沸反盈天。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第一条拒绝外资的铁路就此发端。次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初为官办,后来纯粹商办。
按计划,川汉铁路自汉口起,经宜昌、重庆等地,最终到达成都,全长约2000余公里。所需巨额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每年对川人田赋的抽租,也就是说,全川7000万人,均成为了这条铁路的股东,那两条细窄的铁轨,牵涉着惊人的利益。
而赵尔丰,正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之一。
这位汉军正蓝旗出身的官员,起初只是个抄写公文的小角色,后来在山西当县令时,遇见了贵人,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一眼相中他,一路提拔,最终带到了四川。1904年11月,赵尔丰在锡良保举下当上了川汉铁路公司督办,搭建了公司最初的骨架。他还为铁路找来了最好的工程师——1907年代理四川总督期间,赵尔丰一封电报拍到邮传部,邀请詹天佑主持大局。
只是,赵尔丰肯定想不到,请来了“大厨”,却未必能做出好菜。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正式开工。半年后,詹天佑深入工地视察时,见到的情形触目惊心: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职工及学员工作懈怠甚至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
詹天佑在工地严肃批评了一个工作不认真的负责人,并责成他上交相关数据一览表,结果该负责人对詹天佑的指示竟然不予理睬,并擅自离职办理私事去了,气得詹天佑七窍生烟。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做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
实际上,令詹天佑大光其火的乱象,几乎存在于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相当一部分商绅只将铁路当做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公司内部任人唯亲、贪污浪费,效率低下达到惊人的程度,更遑论技术和资金上的种种难题了。
直到1911年5月,川汉铁路只修通了不到18公里。
就在这个月,清政府一道谕令,风向变了。
川汉死结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经过长时间权衡,颁布上谕,提出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以期改变商办铁路的乱象。至于资金,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美、德的银行财团缔结借款合同。当时的情形下,这个政策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要紧的问题,盛宣怀的精明用错了地方。
对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他指出,已用在铁路上的股金,国家换发保利股票;至于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钱庄投机而亏空的银子,朝廷没有必要负责。
他进一步说到,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1911年6月,朝廷关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的电文一公开,四川全省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将这个补偿方案解读为“不但夺路,而且谋财”。
以今天的眼光看,盛宣怀的方案并不理亏,但日薄西山的大清,显然已经不具备足够的公信力来解释这个政策。事实上,就在推出“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朝廷还刚刚端出了“皇族内阁”,民心大失。在这样的氛围下,强制推行既定政策,只能将川汉铁路的铁轨,拧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选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当天下午,大会全体成员浩浩荡荡开赴督署衙门请愿。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躲过了这场风波,其时他在外处理边务。接待他们的,是护理总督王人文。据郭沫若回忆,王藩台“朝服衣冠”走出署衙,满脸堆笑,很心平气和地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会向朝廷力争到底,只要他在任,决不负众望。
他随即提笔,为川路公司代奏中央,请求收回成命。作为一线的官员,他明白其中的利害。
但是,庙堂之上的清廷并不打算听取他的意见。王人文等来的,是一纸免职的命令。
朝廷期待的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将既定政策实行下去的干将。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一再催促下,1911年8月,赵尔丰终于从川滇边务中抽出身来,赶赴成都。一个烫手的山芋,终究将由他来接。
四面楚歌
如果没有保路运动,赵尔丰也许将作为一位能臣,名留史册。
1905年3月,清廷驻藏大臣凤全路经巴塘,遭当地僧俗上层擒杀。赵尔丰受命平叛,一举剿办巴塘七村沟,声名大震。
1906年,清廷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受命为川滇边务大臣,两年后又兼任驻藏大臣。在职期间,推行“改土归流”,革新习俗,兴办教育,对藏区发展与稳定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还懂得体恤民情。据说,有一次,赵尔丰道宿乡村,见一家三口无隔夜之粮,当面斥责粮员道:“百姓穷困到没有吃的,你还懵然不知,民之父母,是这么当的?”遂将其严惩。
1911年初,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卸任四川总督一职,推荐弟弟继任。此时,赵尔丰已经是一名65岁的老人了。
然而,相对于边区的刀光剑影,已成为一锅沸水的成都,更加险恶。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就任。三天后,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召开,赵尔丰在这次浪潮中首次露面。
当时,面对台下众人,赵尔丰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孰料股东会副会长张澜快步上台,先驳斥了赵尔丰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解释,进而高喊:“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会场响起一次次震耳欲聋的掌声。
第二天来到署衙,有同僚仍然气愤难平:“大帅才到任,张澜就把大帅责备一番,尤其荒唐。”赵尔丰却平静地说:“政府这回举动未免太快一点,无怪四川人埋怨,总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该替政府受点埋怨。张澜也是责备政府,不见得是责备我。”
实际上,赵尔丰手头,正揣着一张朝廷五天前发来的电报,命他到任后,对路事“多派员弁,实力掸压”。
先前经营川边时,赵尔丰素以行事狠辣著称,现在却以一副柔软的姿态出现,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用郭沫若的话说,赵尔丰上任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莫展。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
赵尔丰姿态柔软,朝廷却等不及了。
8月6日,由朝廷派遣的查账小组,接收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提交的公司账目。消息传出,保路势力立即将李稷勋视为叛徒,股东会决议撤销其职务,谁知清廷反而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公司总办,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据时任劝业道的周善培回忆,消息传到川汉铁路公司,“全场几百人立即哄起来,都说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立刻决议罢市。”
8月24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内,成都店铺全关门了。
赵尔丰心急如焚。8月28日,他会同成都将军玉昆致电内阁和摄政王载沣,表示“人心一失,不可复收”,“ 应恳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孰知次日,赵尔丰即遭端方参劾:“庸懦无能,实达极点。”
9月1日,赵尔丰再次上书弹劾盛宣怀。一天后,朝廷的回应是,命端方率武昌新军2000人入川弹压。随后又给赵尔丰发来电文,警告他再任由民众滋事,贻误大局,定要治他的罪。
赵尔丰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致命的转身
端方的军队在开进四川的路上。与此同时,保路运动也有了武装反抗的苗头。1911年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会场上,忽然有人散发起了一本叫《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号召“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
是夜,四川官员们七嘴八舌探讨了危机的形势,一同起草了一篇电奏,请政府收回成命,并称事情已经到了万分危急之时,如果三天之内不回电,就只得矫旨办理了。
随后,众人来到督署,叫醒了已经睡下的赵尔丰,拿电稿给他细细看了很久。看到“矫旨”两个字,赵尔丰骇然说:“这却是不可随便玩的。”经周善培劝解,赵尔丰终于点头,答应将电报第二天一早发出。司道们回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
矫旨还是遵旨,赵尔丰到了做出最后选择的关头。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正确选项的选择。
9月7日,又是股东大会召开。据股东会代表石体元回忆,其时罗纶登台对大家说,赵尔丰刚刚派来一位军官,告之内阁的回电到了,请保路同志会众领导去看。可随后,罗纶等一干被请去的人迟迟未回,会场外却已经布满了军队。
这一天,赵尔丰以看电报为名,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9人引诱至督署,予以扣押。
下午1点,成千民众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放人。
据周善培回忆,当时司道们正想回家,忽闻外面请愿的人来了,已经走不脱。赵尔丰说:“他们消息真灵,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的。”
正说着,巡捕说:“请愿的人已冲进西辕门了。”赵尔丰说:“叫他们举几个代表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但是,群众们不举代表,只是要一起见大帅,于是,赵尔丰带领司道们来到大堂。
此时群众已经冲进了仪门,赵尔丰叫人大声说:“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
群众又冲进牌坊,赵尔丰叫人说“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要开枪了”。
群众还要向大堂冲上来。赵尔丰说:“挡不住了,没有法了”,下令开枪。一排子弹飞去,当场打死3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
随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
从柔软到强硬,赵尔丰的转身,引来了致命的后果。
当晚,同盟会成员将成都的情况写在一个个木板上,上面涂以桐油,投在河中,漂流到下游各处,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组成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
四川局势濒于失控,这是朝廷没有料想到的。端方急率两个团的武昌新军前来镇压。1911年10月10日,留守武昌的新军趁城中防备空虚,首义成功。一场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的保路运动,竟然导致大清进入了倒计时。
清廷直到此时才终于回过神来。就在武昌首义同一天,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同意了对川汉铁路更优厚的补偿条件,可是为时已晚。
为挽回局面,10月14日,清廷令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贬回川滇边务大臣。尽管后来岑春煊因起义蔓延未能上任,但遵旨行事的赵尔丰,显然已经成为了一枚弃子。
更有甚者,先前不断指责赵尔丰“无能”的端方,也上书弹劾其“构成冤狱”。不听话被弹劾,听话也被弹劾,赵尔丰气极,对周善培说:“端老四连我也参了,是否自有公论。我如果听他的话早拿人早就弄糟了。今天他好意思把罪名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只要大局不糟,我一个人丢官也值得。你想想做官有什么意思呢?”
11月6日,朝廷令端方署理川督,并着其速派人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怨愤之气”。伴随着各省独立风潮,赵尔丰意识到,他走向清廷祭坛的命运接近了。
他已经不得不另谋出路。
孤城落日
11月10日,赵尔丰从友人电报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京师失守,皇帝与摄政王已逃出北京。
当时,成都与外界通讯基本断绝。赵尔丰相信了这个误传的消息,这也加快了他规划善后的步调。他对亲信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什么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保护我呢?”在忧虑和凄凉中,11月14日,赵尔丰下令释放了先前逮捕的诸人。
经过各方协商,有人拿出了一个可行的交权方案,赵尔丰表示满意,他对诸人说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2日,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五天后的11月27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驻军司令朱庆澜为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式成立。就在同一天,端方率领的湖北新军在四川资州哗变,端方及其弟弟均被杀。相对于政敌,赵尔丰似乎实现了平稳着陆。
但是,他显然高兴得太早。
12月8日,蒲殿俊不顾劝阻,在局势未稳之际执意举行阅兵,果然,途中因军饷问题谈不拢,发生兵变,乱兵四处抢劫,成都一片血雨腥风。
此时,蒲殿俊早已不知踪影,罗纶在署衙里抱着旗杆痛哭。一些商民又一次想起了赵尔丰,纷纷求其出面稳定局面。没有多想,赵尔丰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迅速到衙门受抚,不咎既往,一概从宽。
这为他找来了大麻烦。告示一出,立即有人怀疑赵尔丰是一切的幕后主使。赵尔丰得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为防军变乱辩诬文》,气愤地说道:“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意思是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然而,这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相反,硬邦邦的辩解,让越来越多的人将矛头指向他。
12月9日,在兵变之后上台的尹昌衡改组军政府,自任都督。新政权需要立威,也需要为兵变给大家一个说法。于是,尹昌衡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们决定借“成都血案”刽子手赵尔丰的人头一用。
无论如何,赵尔丰都要为当初那个致命的转身负责,只是此时他还蒙在鼓里。当尹昌衡向赵尔丰建议,交出其身边尚存的三千卫队时,老人居然很轻易地答应了。
12月22日清晨,尹昌衡发兵,将失去保护的赵尔丰家团团围住,然后派敢死队冲进其住处,将卧病的赵尔丰当场活捉,押赴皇城明远楼侧。手起刀落,赵尔丰身首分离。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 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郭沫若描述了赵尔丰死后,人们的复杂心情。能臣,抑或屠户?一瞬间,人们似乎很难把赵尔丰的两副面孔联系在一起。
在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中,赵尔丰的头颅滚落于地,眼睛微微张开,仿佛依旧在为当初的选择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