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一大 出席中共“一大”的花花公子陈公博

陈公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他没有什么贡献,却“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一个前来度蜜月的花花公子。

“一大”代表的光环

不适当地落到了陈公博的头上

陈公博1892年出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07年,15岁的陈公博停止学业跟随父亲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陈公博因父亲的威信,虽然还不到20岁,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他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还有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他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决定模仿《每周评论》,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3月,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通知后,召集党员开会。按理说,陈独秀是当然代表,而上海方面也点名要他参加,但他公务缠身,无法出席。

其时,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如果陈独秀不能出席“一大”,另一人选就应该是谭平山,因为谭是广州支部的负责人。但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仅自己不去上海,也不让谭平山去,留他在广州协助筹款。

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决定只派一人。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正是由于陈独秀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一大”代表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陈公博的头上。

陈公博是最后一位报到的代表。7月14日,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才来到上海。为了出入方便,这对新婚夫妇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在此之前,广东方面的代表,特别是陈独秀迟迟不来,上海方面十分着急。

张国焘回忆说:“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及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了说明他辞职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

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及议题,然后念了由陈公博带来的陈独秀的信及他的四点意见。接着,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会议开到子夜才结束。

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继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公馆召开。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马林不愧是老革命家,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留了下来。他们上了二楼,在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使后人能够了解事情的经过。

这篇文章因为是公开发表,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陈公博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公博在文章中回忆了法国巡捕搜查的经过:

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

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

他问我从那(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邀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地)搜查。

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

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大概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

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过了一会儿,陈公博看看没有动静,就与李汉俊道别准备回旅馆。出门后,发现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

他关紧了房门,悄声叫妻子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同日,上海《申报》在第14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成文时间距“一大”结束只有十来天,记忆应该是相当准确的。该文不但详细记载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址的情况,而且提供了旅社命案的准确时间,这对于后来党史的研究者推断一大召开的时间、日程安排等有着重要的帮助。

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于是请假,带着妻子去了杭州,连最后的一次会议,也是最重要的会议(选举、表决)都未参加。

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张国焘回忆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地)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但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在陈看来,此次上海之行,既是开会又是蜜月旅游,但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关于他的表现,大家评价都不高。张国焘回忆道:“陈公博对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

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刘仁静回忆道:“陈公博与周佛海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

当陈公博携太太返回到上海,方知中共一大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了一份,带往广州,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这也就是3年后,他在美国所写的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共“一大”文件的由来。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曾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过“一大”的情况。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梁复然在1962年回忆:“1921年秋,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广州后,在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由陈公博报告‘一大’概况。”另一党员谭天度也回忆道:“‘一大’广东的代表是陈公博,是推出来的,陈公博开会回来后牢骚很多。”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他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

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

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他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也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陈在论文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中央的6个重要文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的文件,连中共中央也未曾保存,因此成了研究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