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尚书令 唐朝只有皇帝才能担任的职务——尚书令
唐朝作为最让世人神往朝代,前后共统治了289年,作为国祚最长,国力最为强盛的封建国家之一。有唐一代,共有宰相446人(使相除外),宰相名称各异: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各类宰相人数众多而且名称多有延续,唯有尚书令最为稀缺,名额有且只有两位:著名的秦王李世民、不太著名的雍王李适,后来这两位都承继了皇位,是为太宗、德宗。
为什么在唐朝的历史上尚书令会如此“屈二指可数”?一般认为是因为李世民即位前担任过尚书令这个职务,加上贞观一朝是被当时唐朝就公认为最强盛的王朝,而作为贞观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李世民,更被认为明君的典范,政治影响力直逼“尧舜禹汤”,如此牛逼人物谁人敢与之比肩。
于是,尚书令便认为是太宗皇帝的专属职务。这一说法确实靠谱,但是问题也来了,因为除了尚书令,李世民即位前还担任过太尉这一职务,贞观后期,李世民把这一职务给了好兄弟兼重臣长孙无忌,如果说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经担任过便被“避讳”,那么太尉一职却为何不能“享有”这份荣光?因此,我对这一种说法不完全赞同,那么尚书令被“另眼相待”的原因是什么,看官莫急,待小可慢慢道来!
唐朝承隋制,沿袭“三省六部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朝颁布《武德律》,以法律形式确定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尚书省长官尚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
从职能上来说,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尚书令之职,总领百官,仪刑端揆。这句话是说尚书令总领百官,而且要成为宰相的表率。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
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佐天子而执大政也。从职能上看,尚书省作为较为独立的机构偏重执行,近似于政府部门;门下、中书二省较为附属则偏重谋划,类似于秘书部门。
但由于,三省长官共议国政,等于说中书、门下两省谋划的事情,尚书省基本可以“与闻”,而尚书省谋划的事情,这两省未必了然。
从品级上来说,尚书令为正二品,其副手尚书左右仆射为从二品,而六部尚书都是正三品;门下侍中为正三品(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升为正二品),其副手门下侍郎为正四品上(同年升为正三品);中书令为正三品(同年升为正二品),其副手中书侍郎为正四品(同年升为正三品)。
明显,品级上,尚书省正副长官之前都是明显高于门下、中书的正副长官的,尚书省的下属部门六部都是与这两省平起平坐。
从人数上来说,尚书令一人,门下侍中、中书令分别两人。尚书仆射有左右两人,门下、中书侍郎各两人。
因此,无论是从职能、品级还是人数上来说,初唐时期,尚书令都是无可争辩的首席宰相,权势直逼汉朝的丞相。
自秦始皇开创皇帝制度,设置宰相辅弼天子始,皇权和相权就成为了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的矛盾之一,皇权的不容分割性且无所不容性与皇帝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性又使得宰相职务存在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作为皇帝要尽可能的掌握权力,又保证国家运转顺利,而且自己不至于累死,那么宰相或者说类似的职务的存在是唯一的可能。但分权太多,让宰相权力一手遮天这是皇帝们不愿看到的,又不能没有宰相又不能只有宰相,于是皇帝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又秦汉的“独相”制度——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演变为隋唐的“群相”制度——三省。
唐朝初建,为适应频发的战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十分必要,为此皇帝需要把权力分出去,以应对各种突发的事情,确保各方面文臣武将可以独当一面。唐朝中央群臣以尚书令为首,地方官员则以大行台尚书令为首。
随着国家统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政令统一,各项制度完善,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皇帝便需要把权力收回来,至少不能让某一个人掌握太大的权利。于是尚书令的权利开始让太宗皇帝扎眼,于是便借着自己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由头把这个职务“冻结”了起来,以两个尚书仆射取代了尚书令,这样三省的长官数量就一致了,而且“两长官制”可以确保一省权利不至于集中到一人手中,二人可以相互牵制。
但是由于尚书省太重要了,而且宰相多了也确实需要一个牵头的,于是尚书仆射分别以左右区分(中书、门下两长官没有明显区分),唐朝以“左”为贵,加上唐初仆射为从二品,高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一阶,这样左仆射就成为了唐初的首席宰相。尚书令就随着它使命的完成也“作古”,后来雍王李适担任尚书令基本属于荣誉称号,而名将郭子仪更是打死不敢接受“尚书令”这一职务。尚书令便成为唐朝只有皇帝才担任过的职务!
太尉一职虽然李世民也担任过,而且贵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首,但由于太尉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职事官,故而李世民没有对这一职务进行“封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