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理论 费孝通学术历程的理论自觉及其意义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副教授

摘要:费孝通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与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在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高度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对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心态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这种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①]。

费孝通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理论自觉”概念,但从郑杭生所倡导的理论自觉及其实现途径来看,他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在新世纪之初,费孝通针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过于借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现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的结果,并根据他们对现实社会变化了解的不断深入而反复加以修正,以使这些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

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必须要在对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参照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

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要经常检查自己所作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②]。这些告诫,充分体现出费孝通的理论自觉意识。

关于费孝通的研究,文献极其丰富,但从其理论自觉历程的角度分析的极少。许多对费孝通理论与主张的分析与批评,往往脱离其时代背景,而忽视这一重要事实:即费孝通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提出相关理论与主张,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

本文从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其理论自觉的历程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从乡村工业、小城镇到多元城市化道路: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历程

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课题之一。近年来,对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多有批评与反思,如有批评认为,他的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理论及其实践,是导致中国农村生态恶化、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批评认为,他的城乡研究是“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③]。

这些批评与认识,都脱离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与主张的时代背景,也忽视了他始终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相应富民强国主张,并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化不断修正和丰富其理论与主张的事实。

他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主张,经历了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走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过程。

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我们需要结合费孝通城乡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与主张的背景,全面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乡村工业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实现乡土重建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也引起了争论,如吴景超在其批评中就提出不同的主张,认为手工业注定是要衰微的,“近代文明”和“机器工业”都是在都市产生的,因此中国要以发展新工业来吸纳农村人口,使农场面积扩大,使农民可以专靠农业谋生,使工业可以从农村里分离出来,走向机器化和现代化[④]。

就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言,费孝通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显得更为合理可行。

这一主张符合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农工相辅的传统经济模式,符合当时列强入侵导致的中国农村工业衰落、农村贫困化的现实,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城市以消费为主、只能吸纳有限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条件。

费孝通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旧式城市以消费为主而新型都市以洋货经纪站为主的条件下,城市吸纳乡村过剩人口十分有限,吴景超所提倡的办法难以在当时实现,而发展乡村工业则可以有效解决农民的就业和贫困问题。而且,将可以分散在乡间的工业尽量分散,也是“可以使农民大众得到工业化利益的方案”,有助于安定乡村经济,防止乡村衰落[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和“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工商业受到严格限制。费孝通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发现,虽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但农民手中无钱,生活并不比以前好过。他认为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养殖业等副业上。

因此他重提“乡村工业”问题,认为应当在农村恢复副业,发展小型工业[⑥]。这一主张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但由于与政策相抵触,在“反右”时遭到批判。以粮为纲的农村单一经济,使得以往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失去了经济基础,对城镇个体和集体商业的限制和打击,更使得许多小城镇人口下降,走向衰落[⑦]。

改革开放前后,江浙等地凭借其工商业传统和地缘优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兴起。费孝通紧紧把握这种变化趋势,开始了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践的实地调查与理论探索。调查从江村开始,到吴江七镇,再扩大到苏南四市,进而扩及江苏全省,一直扩展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小城镇理论的探索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不过,费孝通在对小城镇道路的探索和倡导上是较为谨慎的,他并没有将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而是强调要因地制宜。如他在对边区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就强调东部的发展可以小城镇为“眼”,西部则要以民族经济协作区为“眼”[⑧]。

在后来对小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他指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性”,但更有其外部条件,宏观条件是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城市里的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发展乡镇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⑨]。

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研究中也认识到,就城乡关系而言,自己在小城镇研究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概念,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离土不离乡”可以看作小农经济消亡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农民是“乡”、“土”都可能离的[⑩]。

他开始提出并思考“全国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农业规模经营、城镇规划布局等问题。他后来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新的研究起点,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区域开发的层面,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谋篇布局。

可见,那种不顾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等客观因素,遍地开花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做法,甚至将小城镇道路演变为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限制其进入大中城市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与费孝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相违背的。

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实际,进一步反思与修正自己以前的城乡发展理论。他认识到农村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他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妥善安排人口布局,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

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11]。

费孝通晚年关于中国要走多元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对破解当前的“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那种一味强调要把农村或小城镇当作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12]、做法与政策,实际上反而使得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使得农业、农村因发展主体缺乏或不确定而陷入困境。

当前必须要尽快转变长期以来在农民城市化上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改变以往只注重城市规模扩张而偏离让农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一城市化本质的增长方式,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和完善能让城乡居民都能安居乐业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职业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13]。

二、从质疑“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历程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一生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民族研究上,费孝通早期主要是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和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他由此也成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末,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曾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题展开过辩论。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之时,顾颉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意识,在对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血统和意识方面融合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政治时局,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大家应当留心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也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略微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14]。

顾颉刚的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支持,也引发了一些论辩。

费孝通从欧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结合自己以前在广西大瑶山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与顾颉刚在现代国家民族意义上理解“民族”概念不同,费孝通认为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

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15]。

虽然费孝通与顾颉刚二人的视角和观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学理上也尚有不完善之处,但顾颉刚注重挖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心理的统一”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立场,无疑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立场、观点和历史论证方法等方面与顾颉刚有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