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上)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本文作者蔡睟盎为其女。

一、 父亲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的父亲蔡元培先生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蹂躏人权愤而辞职离校。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

父亲在北大时,我尚未出生。当时在北京的大哥、大姊、二哥又早已先后逝世。写此文时,我主要根据父亲本人的回忆,并参考了他同时代人的文章。

父亲曾于1919年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见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

父亲对于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仍感不足。他在1936年回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但是他对于北大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北大的前景,寄予热烈的期望。他在1938年12月所写《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

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二、 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蔡元培先生曾于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他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久已有往德国学陆军的志向。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因此时时作留学的计划。此时接北京友人来信,说清政府将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遂往北京,争取公派出国,也准备自费留学。

这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杨笃生已离京。杨笃生是反清革命志士,曾与蔡先生共同试制炸弹,因被猜疑而离馆,后去英国学物理,壮志未酬而自沉于河。蔡先生的同乡章一山任译学馆监督,聘蔡先生为教习,讲授乙班、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分设仕学、师范、译学等馆。“初亦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

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蔡先生在译学馆所编“国文学讲义”中论述了中国言文不一致的情况,并出国文课题《论我国言文不一致之弊》。他在译学馆授课数月,深受学生欢迎。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这时蔡先生的堂弟蔡元康,因听到不利于他的传说,促他离京暂避,而章一山惟恐被牵累而解除聘约,蔡先生就离开了译学馆。第二年即赴德国留学。

六年后,蔡先生写了《译学馆校友会祝词》,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翻译的作用,盼莘莘校友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为民国效力。

三、 教育总长与北京大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先生接到陈英士的电报,回到国内,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被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蔡先生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蔡先生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定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军国民教育包括体育、军事训练,是保卫祖国所需;实利主义教育包括智育,与国家振兴、人民生计有关。二者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必须以公民道德为核心。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国大革命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以古代道德义、恕、仁加以证明。

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言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先生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专门教育的方针是“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1912年3月5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推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国务总理唐绍仪坚请蔡元培先生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经参议院通过,由总统袁世凯任命。

4月8日,京师大学堂旅沪学生多人上书并走访蔡先生,请迅即开学。蔡先生深表嘉勉,允诺到北京后即行速筹开校。蔡先生到北京后,即派专门教育司科长王云五、杨焕之接收京师大学堂。之后呈请改北京大学堂(旧称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并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袁世凯于5月3日发布了命令。

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在校长严复致辞后发表演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5月份,蔡先生筹划为北京大学恢复修建工程。该校分科大学正在建造的校舍,辛亥革命时因清廷款项支绌,被迫停工,蔡先生以此项工程不可半途而废,且大学为全国学校之模范,观瞻所系,决定派监修员及会计、庶务、司事数人继续往工程处办事并筹款,以便即行开工。

7月1日,教育部澄清所谓解散北京大学的谣传。当时北京风传北大将被解散。校长严复也来询问,教育部当即复函,说明并无此事,要求力加整顿,以期进步。

当时教育部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之外,再在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各设一所大学。

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权,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出京,蔡先生与同盟会籍的总长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先后提出辞职,袁世凯表面慰留,终于在1912年7月14日批准四总长辞职。蔡先生仍于7月10日至8月10日召开并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蔡先生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公布,当时教育总长是范源廉,是蔡先生担任总长时的次长。

《大学令》的主要规定如下:

一、 大学以教育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二、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一科至三科者。

三、 北京大学设预科。

四、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

五、 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

六、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大学重要事项。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论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

七、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该科重要事项。

八、 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

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

北京大学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于1912年9月16日再次赴德国,再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同盟会员(改组后为国民党员)原农林总长宋教仁。孙中山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兴师讨袁,遂招蔡元培先生等回国。

教育次长董鸿NFDF7商请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同人希望蔡先生能去整顿北大。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情,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就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

蔡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又参加发动军队讨袁,但当时国民军在各地均失败,领导人离去,1913年9月,蔡先生全家赴法国学习、研究、著书、译书、办杂志。

蔡先生留法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与友人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等人组织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蔡先生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华法教育会从国内招收大批工人去法国工作,并创办华工学校,保障华工的工作与学习的合法权利;又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法到法国留学,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悍然称帝。云南起义,全国响应。袁世凯终于覆亡。

这时北京国会的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蔡元培先生,希望他回国当浙江督军。蔡先生回电表示,回国可以,但不愿做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范源廉出任教育总长。当时许多人建议请蔡先生回国当北大校长。范源廉取得黎元洪的同意,提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范源廉致电蔡先生:“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

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范源廉自述:“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1916年10月2日,蔡先生偕夫人、长女及三子离法归国。11月8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包括一些老同盟会员,都劝蔡先生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荣誉毁掉了。这当然出于爱护蔡先生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蔡先生到底服从后说而于1916年进北京,北大学生罗家伦说:“当时党内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他北大就职,一种不赞成。

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做官,于是决定前往。”(罗家伦《逝者如斯集》)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署名。

五、 广延积学与热心、有新思想的教员

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先生到任前,北京大学也曾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其中少数青年教员已启革新的端绪。但就整体而言,北大仍深受封建旧传统的束缚,中外教员也未必都称职。

蔡先生决定,引进有新思想的学者,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

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取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先生看,蔡先生对于陈仲甫,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刘师培曾告诉蔡先生,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安徽俗论报》),发起的几个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这时听了汤尔和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据《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据陈独秀回忆,他在清朝光绪末年,加入了一个革命党制造炸弹的组织,蔡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这是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

陈独秀因到北京办事,旅居前门外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先生从汤尔和处得知陈独秀的住址,差不多天天去看陈独秀。有时去得很早,陈还未起床,蔡先生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蔡先生请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陈最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先生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他才答应就任。 蔡先生于1917年1月4日发布就职通告,宣布已于民国六年1月4日到校就职。1月13日,教育部根据蔡校长的呈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三十八岁。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北大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

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鼓吹文学革命。蔡先生请陈独秀致函胡适,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胡适于1917年9月回国,任北大教授,此时胡适二十六岁。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运动。1916年回国,次年被聘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十月革命之后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0年起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开设多门马克思主义课程。1922年任北大校长室秘书。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思想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周树人(鲁迅)曾与蔡先生在教育部共事,此时继续在教育部任职,在北大任兼职讲师。蔡先生请他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杰出作品。他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北大还聘请了有新思想的学者刘半农、周作人、吴虞等,加上原已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革新人物,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这些新派人物是蔡先生改革北大、推动新文化运动所依靠的力量。

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虽然政治观点顽固守旧,蔡先生仍聘请他们,但不允许他们在讲课中宣扬反动的政治观点。如辜鸿铭,拖长辫,持复辟论,但是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北大聘请他讲授英国文学;刘师培是有造诣的国学家,早年曾参加反清革命,后背叛革命,投靠清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是拥护复辟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北大聘请他讲授古代文学,也与政治无关。

梁鮄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青年,蔡先生见到他写的一篇关于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认为是一家之言,请他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

1920年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都聘请到一批有真才实学与创新精神的教授,如物理系的丁西林、颜任光、李书华等,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传丞、丁庶为等,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地质系由李四光主持,生物系有李石曾、谭仲逵,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等,理科学长继续由夏元?担任。此外还有兼任讲师王宠惠、罗文干。至北北大始达各系平衡发展的境界。

北大还聘请了美国地质学教授葛利普等,并邀请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等来校讲学。蔡先生还作了许多努力邀请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来华讲学,但未实现。

北大原有几位外国教师,多数是各国公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好,作风也比较敖漫。北大按合同规定的条件辞退几人。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校长,一英国教员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来和校长谈判,外交部也来劝说,但蔡先生坚持原则,不改变原来的决定。

六、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是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的继承者,具有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他们多数人对学问没有兴趣,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视兼任教师的政府官员为今后的靠山。学校之外,则放荡冶游,因此北大有腐败之名。蔡先生认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先生到北大后第一次演说,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大意是:一、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诸位须抱宗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的,不为做官。入商科的,不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砥砺德行。如今北京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诸位作为大学生,应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敬爱师友。教员的教授,职员的任务,都是为使诸位求学的便利,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自应互相亲爱,收切磋之效,不仅开诚布公,更应道义相勉。 为改革学生的观念,蔡先生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一、德育方面:

蔡先生为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制止腐败风气,于1918年5月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会员分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

后改为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五项为自由选择条件,废除原定甲、乙、丙种会员之分。教职员、学生多人入会。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的措施,使北大的校风为之一变。

二、 智商方面:

(一) 聘请优秀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二) 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

(三) 充实图书馆,增加仪器设备,出版学术刊物。

(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出版各种刊物。毛泽东同志曾参加的哲学研究室与新闻学研究会影响较大。李大钊支持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的作用。蔡先生不仅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支持,并且在该会成员被军阀逮捕后成功地营救了他们。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民》在反帝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为发扬学生主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促成学生建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等。

三、 体育方面:

(一) 重视体育课,曾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等为预科学生讲军事常识。1922年举行全国运动会。

(二) 鼓励学生组织体育团体技击会、体育会等,开展球类、田径、游泳、马术等项目的训练,并扩充了体育设备。

(三) 编练学生等。1922年4月直奉系军阀混战,北大组织妇孺保卫团,三百多名学生参加。战争结束后,改编为学生军。以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为宗旨,聘军人白雄远为教练。

四、美育方面:

蔡先生非常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蔡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一门课是《美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由于蔡先生的发起与鼓励,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并出版《音乐》月刊。1918年也由蔡先生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青年画家徐悲鸿是画法研究会导师之一。暑假期间,蔡先生鼓励会员去西山随导师徐悲鸿习画。

蔡先生对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教育,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