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关于大学的名言 蔡元培的大学之“学”
蔡元培了解中外教育制度,而且主持过全国的教育工作。可以说他是五四时期中国极少数具有系统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都有一整套的设想,他也是怀着这一整套设想去改革北大的。因而他一到任就能大刀阔斧,将改革全面铺开。
首先是学科体制改革。
蔡元培非常强调大学的学理性质,认为大学是以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为目的的。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作为大学,就应该围绕研究学术这一核心,设置合理的学科。
对于“学术”二字,应该有深刻的理解。“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他认为工商、法律、医学等科目,既讲学理又讲适用,均为术,只有纯粹的科学与哲学,才是学。他虽然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又强调“学应该重于术”,“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而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之间,应该重“纯粹的科学”研究。
他主张在高等教育中要有所分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北京大学既然称大学,而且是全国唯一国立大学,就应该致力于把它办成研究学理的中心。
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学科体制上的第二个重大改革——“废门改系”。设立学系的思想动因,基于蔡元培对近代科学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他从科学演变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看到了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特点,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从前的理学属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则属于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于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教育学和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他指出,许多专门学者,不明了科学发展的趋势,不明白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存在“专己守残之陋见”。
如“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属,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见《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他进一步认为这种认识的局限,造成了大学文理科学生培养上的流弊,“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
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学生文理兼习。学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如学史学的,兼学地质学;学哲学的,须兼习生物学等。而学理科的,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
从沟通各科的目的出发,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科别,改门为系。全校当时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法律等14个系。学长制同时废除,改设系主任。这样,原属文、理、法三科的各学系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院。第一院在沙滩汉花园,第二院在马神庙公主府,第三院在北河沿。第一、第二、第三院只是各学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已不是一级机构。
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学制方面的第三个重大改革是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改制之前,北大实行的是日本的年级制,一学年要学习若干课程,都是必修课。这种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
而且年级制太束缚学生的思想,不能让学生发展个性、自由地钻研其心向之学科,不符合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早在1917年10月,蔡元培在教育部召集的在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废除年级制,采取选科制议案,并决定由北大试行。1919年暑假后,随着文理科教务处的设立、废门改系,文理科各系陆续地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选科制仿美国办法,大学生在必修一定数量的课程之外,同时可以自由选修一定数量的其他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是本系开设的,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系开设的。北大的选科制是和实施单位制(即后来的学分制)相联系的。当时北大本科生必须修完80个单位方可毕业(按每周1学时,学完一年的课程即为1个单位)。
80个单位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必须修满40个单位,其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四分之一为选修课。各系选科由教授会决定,学生选课必须经过教员审定。
自从北大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开了选科制的先河之后,各大学纷纷效仿。选科制的实行,被公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直至今天仍为我国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
蔡元培鼓励师生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改变学生“奔竞及游荡的旧习”,但又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坏传统。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为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组织了各种学术和社会团体。
1918年到1919年间,比较重要的学会和社团就有国文学会、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等。
其中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是由蔡校长亲自发起的,其他各会也多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建立起来的。
这些社团,有的是为了砥砺德行、提高修养,有的是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是把学生引向正当的娱乐。各种社团活动改变了北大从前沉闷和颓废的空气,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蔚然成风,全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杨晦教授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地说:“当时校内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1918年、1919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
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
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学术思想斗争跟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这么多的社团和活动,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社团及其刊物对当时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