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量才故居 消失的《申报》—— 寻访上海史量才故居
若对旧时中国报业有兴趣,上海福州路不可不去。这条如今遍布书店的老街,当年曾是上海报馆集中的地方, 《申报》 、《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等的大本营都在此处。
可惜的是,旧时报业中的那些翘楚,如今均未留存,尤其是清代(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便开始创办、详细记录晚清民国社会百态、被誉为“现代报纸开端”的《申报》。
《申报》历史上曾有几个不同阶段,起初由英国商人创办,后转手于国人,影响力渐大,甚至有不少上海人将报纸统称为“申报纸”。抗战时几度停刊,又在日寇威胁下无奈复刊,抗战胜利后成官商合办,结束了七十余年的民营历史。
1949年5月27日,中共军队接管上海防务,以《申报》为国民党党产为由将之停刊。这份有78年历史,出版了25599期的报纸,就此消失。次日,第一期《解放日报》在申报馆原址出版。
所幸的是,1982年,上海市委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方式保存并出版了全套《申报》,这个最详实的“近代史资料库”不致湮灭。
《申报》的发展,亦可见近现代新闻自由之变迁。在光绪重病期间,《申报》曾连续报道其病情,包括御医所开的各种药方,其报道均是“独家新闻”,有“内廷人”提供讯息材料。
报道持续了半年之久,并未受到政府干涉。报史亦有记载,“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
至1911年8月,《申报》推出副刊“自由谈”,直至1949年停刊。早期的“自由谈”是纯副刊,多是风花雪月的纯文学作品。1932年,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进行改革,延聘黎烈文为“自由谈”主编,邀约鲁迅和茅盾二人撰稿,又引来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和夏丏尊等人投稿,此外,姚雪垠、柯灵、周而复等新人也在此步入文坛。
此后的“自由谈”,有杂文、有散文、有考据文章,有文艺评论,亦有科学短文。
改革“自由谈”时,史量才已执掌《申报》长达二十年。二十年前的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赵竹君等人一起接手一度经营不善的《申报》,并担任总经理。此后,他勉力经营,《申报》有了五层大厦(此楼尚存),有了新式印刷机,销量亦大增,至1926年时销量达每日14万份。
若以十年为一节点,1912年的接手申报和1932年的改革“自由谈”,都是其人生中的大事,并被后世铭记。1922年呢?那是他执掌《申报》的十周年,元旦那天,其元旦增刊社论这样写道:“往日为政府附属物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经济独立、指导民意之明星;往日为骚人墨客卖弄笔头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宣传民意、促进大同之使者;往日无聊敲诈之新闻记者,今后将为代表舆论之利器;往日为武人政客作家谱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发展工商实业之先声。
”言中之意,已触及现代报业本质。
那年也发生了一件他人生中的大事——他搬家了。
之所以把搬家当成大事,一是因为这处位于上海铜仁路257号的宅院堪称豪宅,仅建筑面积就近2500平方米,花园面积亦有近2300平方米;二是搬入此宅后,史家发生了风波。
史量才早年与庞明德结婚,后结识名妓沈秋水,一段惊世奇缘就此展开。史量才能从一介布衣变成执掌《申报》,并拥有大量商号的大亨,也是得了沈秋水的资助。这位“二夫人”与原配庞明德相处甚笃,更是史家的“话事人”,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其打理。
1922年,史量才瞒着沈秋水,纳外室李思纯,9月还生下一女。沈秋水极是落寞,后来,史量才为表歉意,在杭州北山路购地建楼,即大名鼎鼎的秋水山庄。
建于三十年代初的秋水山庄极是雅致,青砖红栏,背倚葛岭,面向西湖,这件致歉的礼品,让沈秋水一度忘却烦恼。二人琴瑟和谐,在此谱就传奇。
若没有这场风波,就没有这个情爱见证,个中有无奈,也有挚情,还有怅惘。
史量才故居
我寻访上海铜仁路257号时,这里已整修一新,还挂了简介牌。寻访前我曾查阅资料,此楼外墙为灰色,可到访时却成了米黄色,这颜色加上那触目的新,颇为突兀,不及旧时色调。
楼高三层,廊柱粗大,气派非凡,院内有花草树木,也有假山喷泉。好玩的是,这里中西合璧,主楼为西式,大门前却有两个石狮子。主楼侧还有附楼,当年作为餐厅、浴室、工人房和车库使用,附楼连接着主楼与后楼,后楼却又是中式风格,墙身为红色。
早年,这里是一家农舍与自家田地,史量才在黄炎培建议下觅得此地,建成此宅。
据《晶报》记载,1929年7月15日,史公馆里举行了一次盛大活动,上海日报公会招待美国记者团,“哈同路9号(即今铜仁路257号)有铜制SLZ(史量才名字的英译字首)巨字,入门便见宏敞奂丽、有园林之趣的景象。”当时,史量才曾当场舞剑表演,沈秋水则率琴童演奏七弦古琴。
史量才平日便经常舞剑打拳,借此强身健体,他又信佛,每晚都与沈秋水在佛堂里焚香静坐。那时,沈秋水住在主楼二楼的朝南大房间里。
史量才的这番事业,全得沈秋水相助。当年,二人相识相知,相传沈秋水曾意外得一笔巨款,全部赠予史量才。
1912年,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报业发展极其迅猛。曾任《时报》主笔、对报业有一定了解的史量才抓住机遇,出资12万元,购得当时日发行7000份的《申报》。
后世提起史量才,多因其遭暗杀,赞其报人风骨。我更看重的却是他的办报态度和运营方式。
1913年3月,《申报》曾连续十余天刊登广告,表示要重金收购开办四十年来的《申报》。一位老读者张仲照将自己收藏的完整版本献出。至《申报》五十周年大庆时,张仲照的照片被刊登于封面下方,上方是创办人英国商人美查夫妇。
如此重视一位读者,令时人不解。至1928年,《申报》发行两万期,又出版纪念号,史量才发表文字,解开谜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表示将以修史的态度来办报。
不过史量才此举,倒非创新,而是《申报》一直以来的态度。清末时,“《苏报》案”曾轰动一时,陈范接手的《苏报》,大量刊登反清言论,甚至称皇帝为小丑,提出“杀尽胡儿才罢手”的种族论调。后《苏报》被查封,邹容和章太炎被捕。
在对邹容、章太炎乃至《苏报》台前幕后众人心怀敬意的同时,我也曾慨叹,此案是一把双刃剑,甚至影响了中国的传媒生态,舆论公器的作用发生质变。经此一事后,报人都以《苏报》为偶像,与其一街之隔的《申报》则一度成了保守的代名词。
我曾在一篇关于“《苏报》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报纸的功用是什么?是慷慨激昂喊口号,还是客观报道事实?是振臂一呼,还是默默推动社会转型?我想,理应是后者吧!”
《苏报》的反清言论固然激昂,但有绕不过的暗面。且不说“杀尽胡儿才罢手”之类的种族言论,单是炮制假新闻,便是严重逾越底线的行为。当年,《苏报》曾在拒俄运动中刊载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以为烘托,轰动一时,清政府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言之凿凿地宣称密谕系“从江督署借抄得来”,后来章士钊终于承认了捏造的事实,并称“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正义之名,行龌龊之事,这样的行径,实在算不上高尚,也算不得高明。
至于《申报》,有学者这样写道:“几乎所有争议事件,即今日所谓‘公共话题’者,都受到了《申报》的充分关注。大到修建铁路之分歧、派遣留美幼童、科举兴废,小到城市消闲与娱乐方式的变化、上海兴起的烟馆女堂倌、中西医的冲突、杨乃武冤案之过程、官场礼仪从简的呼声,在《申报》上一一得到了呈现。可以说,要了解真实的晚清社会必读《申报》”
可以这样说,从办报态度而言,《苏报》秉承的是“目标正义”,只求推翻满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申报》秉承的则是“程序正义”,以记录社会百态为手段,默默推进社会进步。
让人感慨的是,《苏报》的目标正义占了上风,中国传媒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报道事实真相”变得次要。民国以降,报纸和电台都成了“斗争阵地”,声讨檄文多,蛊惑口号多,事实记录却少。
再说说运营。史量才一介文人,却也极具商业头脑,他接手《申报》后,从国外购来印刷设备,还高薪聘请人才,如原《时报》的陈景韩被聘为《申报》主笔。
史量才为挖他,不惜付出300元的超高月薪,为《时报》的两倍。《时报》老板狄平子为此事大为恼火,还跟史量才绝交。史量才的另一位帮手是张竹平,此人是早年报业的运营专家,最显赫的成绩就是开创了分类广告这一领域。
据载,1921年11月21日,《泰晤士报》老板曾参观《申报》报馆,亲眼见到两部新式的美国转筒印报机,这两部机器印刷九万份十二版报纸仅需一小时,大为惊讶,并表示“完全独立的报纸是人类未来的希望,而《申报》和《泰晤士报》算是能够达到这一标准。”不久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博士也来此参观。
史量才执掌《申报》多年,时局始终动荡。那时,办报很难逃得脱政治漩涡,甚至有不少报纸沦为军阀政客的附庸,大写“有偿报道”,为“金主”鼓与呼。史量才则坚持经济独立,绝不受各方势力左右,《申报》经营极佳,广告很多,亦有助于经济独立。
《申报》自创办起,便有一个强悍的竞争对手——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在《申报》日销量达15万份时,《新闻报》也达到了这一数字。
但这个竞争对手,最后也成了史量才报业帝国的一份子——1929年,他从《新闻报》老板美国人福开森处购得股份,一举成为《新闻报》的最大股东。不过,执掌《新闻报》编务及经营工作的汪伯奇兄弟并未在这桩轰动全城的收购案前妥协,最终,史量才与汪伯奇达成协议,自己虽是最大股东,但绝不干涉办报事务,经营权仍归汪伯奇兄弟二人。
此外,在上海滩发行量位居第三、日销八万份的《时事新报》,其最大股东也是史量才。他还自设长途电话,并与路透社、美联社进行新闻合作。
史量才其人最让我欣赏的一点,是推崇无为而治。虽自己极有魄力,大刀阔斧,但只限于投资等宏观领域,具体办报事务绝不干涉,无论编务还是经营,都放手由员工去做。这种不装内行不指手画脚的老板,实在可爱兼少有。也正因为对员工的信任,《申报》的人员极为稳定,二十年间罕有变动。
不过,到了1930年,主笔陈景韩因厌倦了黑白颠倒、没有休息日的报人生活,选择了辞职。1931年初,担任经理、主管经营的张竹平也选择了辞职,准备自立门户。史量才力邀老友黄炎培前来帮忙。
随之而来的便是“九一八事变”,面对国难,《申报》变了,激愤文字开始增多,史量才也变了,开始积极投身公共事务。
1932年1月31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史量才当选会长,他说:“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从此,他不再去《申报》坐班,而是每日去维持会上班。
3月3日,中日停战,十九路军撤出上海。《申报》当日社论写道:“吾人惟有继续作艰难而持久之奋斗,毋灰心,毋馁气。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决心,则更大更光荣之历史,终当在吾人热血溅洒之下,展示于世人之眼前。”
那年的4月30日,是《申报》的六十周年大庆,史量才却无心庆祝。当日社论写道:“60年中殆无一日非国难,60年来之本报可谓一部国难实录,一部鞭痕层叠、血泪交织的丧礼日志。”
《自由谈》的改革,便在此背景下进行。年轻的黎烈文以自己的诚意和丰厚稿酬,延揽了大量名家为此栏目撰稿,且极为尖锐,鲁迅一年便写了143篇。
史量才与蒋介石的不和,后世着墨极多,但两岸各有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一度很重视史量才其人及其报业帝国这一言论阵地,二人曾有会面,也有合影(其中还有史量才居中,蒋介石作陪的照片)。
但也因为重视,蒋介石对《申报》的尖锐大为不满,一度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多方奔走,方告解禁,但蒋介石又提出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监督指导《申报》编务,史量才断然拒绝,表示言论自由是底线,宁不办报,也不妥协,后来还提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史量才对自身安全并非没有顾虑,他专门为此买了手枪和防弹车,但终不免祸。在1934年11月13日的那场暗杀中,他身中数枪,含恨身亡。
我能找到的关于上海铜仁路257号史公馆的最后记载,是史量才的葬礼。当时,灵堂就设在主楼一楼大厅中,门前布满花圈、挽联。家人还将史量才用惯的一把竹制健身用剑置于其右手,将一本《左传》置于左手,以示“书剑不离手”之意,还在其胸前置放檀香如意一枚。
11月16日,史家进行大殓仪式,上海市政府及各机关均下半旗,吊唁者达两千余人。与他同车遇险、侥幸生还的沈秋水,在灵前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终后将琴投入火中。
后来,沈秋水将那场惊世奇缘的见证——杭州秋水山庄捐给了慈善机构,而上海铜仁路257号的这处史公馆,也被她捐给了育婴堂。自己则吃斋念佛,不问世事。
如今,上海和杭州的这两处故居均完好,只是,旧事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