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黄耀明 周耀辉与黄耀明:粤语乐坛上的绝佳拍档
这次,趁着明哥在广州演出的契机,南方都市报记者和他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不是你我平日印象中那种明星和记者一对一的单调专访,也不是一个规定了“x分钟”的短暂式对谈。
当耀明遇见耀辉。
南方都市报10月20日报道 2011年11月11日,黄耀明将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一场名为“上流社(交舞)会”的个人演唱会。说起来让人有点诧异,包括黄耀明自己,这竟然是他出道20多年以来在广州举办的首个个人演唱会。
诧异,是因为黄耀明这个名字,在粤语流行歌坛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他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香港传奇乐队“达明一派”的主音,音乐厂牌“人山人海”的老板。大家给他的称呼很亲切,叫他“明哥”。
虽然,明哥广州个唱来得有点晚;不过,他和广州的缘分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1988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曾经举办过一场拼盘演唱会,那时“达明一派”在乐坛还很活跃,他和刘以达一起登台演出,唱了三首歌。
这次,趁着明哥在广州演出的契机,南方都市报记者和他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不是你我平日印象中那种明星和记者一对一的单调专访,也不是一个规定了“x分钟”的短暂式对谈。这个“接触”涵盖了明哥一周当中的数天,有你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许多明哥工作生活的片断———为音乐会彩排练声,回人山人海做采访做“接待”,自在行走于中环闹市街头,与朋友在酒吧相聚短叙,甚至是他iPhone私人相册中都记录有哪些“个人珍藏”。
这样的明哥,你未必见过!
近期,除了广州的演唱会外,明哥在香港还有几个演出,所以与乐队的彩排练歌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彩排通常安排在晚上,与香港的油尖旺闹市区相比,彩排室地点在观塘的工业区,显得有点偏远和安静。
探班当晚,天气不是很好,还下了一阵毛毛雨。在明哥到来之前,乐队提前安排有练习,南都记者于当晚20:30抵达彩排室,刚好碰上了乐队“放饭”时间,他们在彩排室门口的休息区简单吃个盒饭,便继续练习。
约半小时之后,明哥到了。他穿着红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单肩背着一个抢眼的绿色双肩包,踩着白色板鞋轻盈地走了进来,跟乐手们颇有默契地点头打招呼;之后放下书包,拿出水壶,将iPhone及作为提词器的iP ad放在话筒正前方的架子上,戴上耳塞,便开始了彩排。
明哥告诉南都记者,他一般不会给自己的一天安排太多的行程。这一天是他难得在外面有比较多“业余活动”的一天。这天,他先和朋友一起吃饭,之后热爱看演出的他还跑去看T heH um anLeague在香港的演出,还在现场撞见相识的朋友。这样自在的一天,当然少不了拍照留念。
托便携式电子产品的福,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习惯了用相机即时记录自己生活的点滴。在空闲时间中,明哥也会自拍。有一种说法是,喜欢自拍的人往往自恋。在乐坛沉浮二十多年,明哥对音乐一直都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是否也是和“自拍”一样,反映着一定的“自恋”情结?
问明哥对“自恋”这个词的理解,他说:“我想人需要一定的自恋,当然更适合的说法是自爱。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先自爱,但做这个行业,是需要一定的自恋的,我觉得我把握的分量很适当。”
除了歌手身份以外,明哥还是人山人海公司的老板。“老板”身份听起来很严肃,大家多数回来公司工作,但上班的模式却颇有“SO H O”(家居办公)的味道。办公室内的装潢颇像家庭公寓,既有公共的客厅,也有个人独立的创作空间。
这天,明哥回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几家报刊杂志的访问及拍摄,当然他还要肩负起主人家的身份,招呼前来探访的一众媒体朋友。
这天晚上,明哥与好友周耀辉有约,约见的地方就在人山人海工作室附近的一家清吧里。清吧的面积不大,三三两两坐着几拨人,墙上是各种签名和语录,内墙画着鲜亮颜色的壁画,颇有文艺气息,很适合朋友聊天闲聊。
明哥比周耀辉提前到,他先点了饮品,看得出他是店里的常客。过了一会儿,周耀辉进来了,手上拿着一本薄薄的书,袁兆昌的《出没男孩》,一进来,老板娘就叫出他的名字……
如果没有周耀辉,达明一派或黄耀明的音乐也许会缺失掉最为惊艳华丽的一面;如果没有黄耀明,今天的周耀辉在粤语词坛也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地位。他们是音乐上的绝佳拍档,他们的友情始于八零年代。 二十多年前,周耀辉的第一次提笔填词,就是给“达明”写的一首《爱在瘟疫蔓延时》,并因此一鸣惊人。
于是他成了当时的达明一派,以及后来黄耀明的御用词人,以华丽、隐晦的文风,成为香港词坛一绝。下月明哥的广州演唱会,现在曲目还没最终选好,但可以肯定,周耀辉的作品必将占据半数以上,因为他给明哥写的歌,好歌实在太多。
如今,明哥要给这场意义重大的个唱做宣传,周耀辉当然不能置之度外。近日,明哥和周耀辉在香港一家咖啡馆里相聚,在咖啡和茶的清香中,两人谈起了相识二十多年来的点滴,这是一段关于青春友情的追忆,也是他们用音乐相连、惺惺相惜的经历。
相识在80年代
周耀辉自荐创作《爱在瘟疫蔓延时》
1980年代初,黄耀明与周耀辉在商业电台的《突破时刻》节目中做义工,两人进而相识。当时的黄耀明已是达明一派的主音,而大学毕业后的周耀辉则开始恶补自己的中文。1989年的某天,为了证明下自己的中文水平,周耀辉向黄耀明自荐了自己的词作,那首歌就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收录在1989年《意难平》专辑中。当时才20岁出头的周耀辉一鸣惊人。于是,黄耀明和周耀辉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合作……
黄耀明:“有一天他提议‘不如你让我写一首歌’,我说‘好啊,你就试一下’。然后他将《爱在瘟疫蔓延时》给了我。哇!很好,真的很好!我觉得太迟了,应该早点找他帮我写!”
周耀辉:“我觉得当时不是他感到惊奇,而是我觉得我在怕,因为我是交功课的人,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认为我可以呢?而且他们对歌词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很紧张。但他很快让我写第二首。”
变动的90年代,不变的联系
大家用电话讨论的钱其实够付写一首歌的钱了
1990年代,达明一派解散,黄耀明先是加入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随后又创建了“人山人海”工作室;而周耀辉早在1992年就离开香港,移民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两人的事业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两人继续的合作———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费巨贵的年代里,他们靠着书信、电话、传真保持紧密联系,有时候一封书信在路上的时间至少要三四天。
黄耀明:“因为我们沟通得最好,他是那么多帮我写歌词的人当中,我适应得最久的一个。知道他要去荷兰时,也曾担心过会不会因为这样沟通不善,但原来不会。他在荷兰更清静,比香港人写得更快,还因为他在外面,带来了不同的观点。不过有时要讨论重要的东西,就得浪费多点钱讲电话。我很怕写字,所以我要讲电话,大家用电话讨论的钱其实够付词人写一首歌的钱了。我们要聊很多的,为了了解彼此的情况。”
周耀辉:“我一走,找我写词的歌手量就跌得很厉害,但黄耀明是继续找我写的,还有几个合作比较多些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真的会珍惜我的文字,联系这么麻烦他们都愿意这么做。”
千禧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友情记忆
同一屋檐下的自由生活
在周耀辉定居荷兰的那些年,黄耀明曾经去探访过多次,具体多少次,他们已经记不清楚。2006年,黄耀明推出专辑《若水》,其中收录了一首歌《阿姆斯特丹》,一首关于“旅行”的词作。这首歌的诞生背后,其实就是黄耀明前往阿姆斯特丹探访好友的故事。那时,他没有像以往一样住酒店,而是住在周耀辉家中,两位好朋友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天,两人有了更多的时间聊天。
黄耀明:“我在荷兰觉得很自由,突然有释放的感觉。回来之后,我们合作了一首《阿姆斯特丹》,其实有点是说我当时旅程的某一些感受。当时羡慕他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也仍然羡慕。”
周耀辉:一起住的日子,在当时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之后才发觉那段时光很开心,值得做一些东西去纪念。最后就写了这首歌。
数月前的仗义相助
周耀辉论文答辩,黄耀明做助手斟茶递水
在今年的5月,周耀辉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作博士论文答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论文答辩居然还关黄耀明的事。周耀辉在荷兰的博士答辩很有趣,在教堂中举行,大概有一百多号人参加,他形容仪式“有点像婚礼的感觉”。因为要应付数位教授关于自己论文的提问,所以周耀辉需要两个助手从旁协助,帮忙安排场地,查论文资料或者斟茶递水。这两个助手中,其中一位就是黄耀明。
周耀辉:“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基本上可以分成两边,两边都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在两边都各请一个好朋友,一个是荷兰的,一个是香港的。我就跟他说,要请你来做我的助手,他查了行程表后就答应了。其实不要说忙不忙,你想想你的朋友有哪几个会愿意这样做?”
黄耀明:“这其实也是他的诡计,因为我太忙,经常不出去;也因为他,因为要去,我在最忙的时候就终于去了一趟旅行。答辩就一天,之后我就在荷兰和伦敦玩,看了很多演出,听了很多音乐。”
怎样的彼此
他眼中的黄耀明
“他很纯,很真!对我来说,他是其中一个令我有力量继续保持纯真的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坚持是)很难的,很辛苦。大家都这样一个年纪,都傻傻的,依然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还对自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希望。他是朋友,是战友,又是玩伴。”
他眼中的周耀辉
“我想我们很相似,所以我们会那么合拍。他很喜欢反省,他可以用代入第二、第三、第四多个角度去看事情,但坚持着唯一的一个,这是他很好的地方。然后他很懂得生活,很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