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家训 家书读懂董必武

图为《董必武家书》出版座谈会会场上,摆放的《董必武家书》与《谢觉哉家书》。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

《董必武家书》收录了董老的68封书信,字里行间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作为“家人”的那一面

直到父亲董必武去世后,董良翚才从资料中、研讨会上,真正地认识和了解了父亲。此前,她上学、玩耍,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并无二致,“好像是跟父亲在同一时空的两条轨道上前进”。

7月18日,在《董必武家书》出版座谈会上,董良翚回忆往昔,不胜感慨。

《董必武家书》收录了董老的68封书信,共分为4辑,分别为“致妻子信”“致子女信”“致同辈信”“致子侄辈信”,同时附录董必武夫人何连芝家书10封,大部分家书为首次面世。字里行间,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作为“家人”的那一面。

2016年,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也是董必武诞辰130周年。董良翚希望,通过阅读一封封真挚的家书,人们能够更加了解、亲近自己的父亲。

家书体现全新同志关系

1920年,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以武汉小组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他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

1937年,董必武与何连芝在延安结婚。婚后,因为董必武被派到国统区,两人在延安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多。留在延安的何连芝参加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之后,她追随董必武到武汉、西安、上海等地,成为丈夫“最强有力的后勤工作支持者”。

在董必武写给何连芝的家书中,多称呼对方为“连芝同志”。除了细致地通报自身近况并且交待一些事情外,董必武还总会告知随行的每位工作人员情况,并且问候留守寓中的大家。董良翚在《董必武家书》序言中写道:“父亲从来都视他们如家人一般,是一种全新的同志关系。”

一生传承朴诚勇毅之训

董必武是湖北红安(原名黄安)人。红安董氏以“朴诚”为家训。上世纪20年代,董必武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时,在“朴诚”后增加“勇毅”二字作为校训。

在《董必武家书》编选者、董必武之孙董绍壬看来,“朴、诚、勇、毅”四字不仅是董必武一生遵照、执行不怠的“大法”,更是其对学生、子女、家人言传身教的品格。

董必武与何连芝婚后育有三个子女:董良羽、董良翚、董良翮。之所以名字中都带有“羽”字,寓意志在高远。

1963年,在子女成年后,董必武专门写了首《字三子》诗,明确了对他们的期望:“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如鹏飞有意,标指向天津”。

对待子女,董必武要求严格,注重言传身教。每有批评,则必陈其理。

董良翚上中学时,董必武要求子女们在暑假抄写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并说自己也要抄写。之后,他真用毛笔小楷,利用假期抄完了这篇文章。

而得知女儿不仅敷衍补考一事,还责怪父亲因此大发脾气后,董必武回信道:自己不仅仅是父亲,更是女儿的朋友,对朋友要以诚相待,这也是他生气的原因所在。他也在信中承诺,以后改正自己的脾气。“这与旧时代比较就是全新的父女关系。”董良翚如是写道。

相对于子女普遍感受到的严格,董必武的孙辈似乎更多地享受到了他的慈爱与宽容。繁忙的公务中,董必武抽空为孙辈们亲自修改信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并且反复叮嘱学习方法。

董必武对孙辈的期望在家书中亦不难发现。一个例子是,他在写给堂侄董良俊的信中,拟给家族中“绍”字辈的派名:“工农勤俭,纲纪群伦,艺术精微,佐佑恒贞”。

身居高位却不自视特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身居高位,此时家乡亲朋有的希望借助其影响力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工作和待遇。董必武在回信中说:“革命工作是为人民服务,是不讲报酬的,新的社会与旧社会不同,不能只讲个人利益,更不能假公济私。”

在另一封家书中,他更加明确地写道:“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

对待自己的生活,董必武低调而简朴。“他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这是子女们在回忆录中所描绘的父亲形象。

一页页家书手迹照片也印证了这一点:信纸上的字虽工整,但并不都是在框格之内——空白处也被利用起来,往往一张信笺书写得满满当当。

研讨会上,董绍壬讲述了一个细节:董必武所用的毛笔笔头脱落了,也不买新的,只是去院子里找棵松树,然后想办法用松树上的松胶把笔头粘回去。如此厉行节俭,与当时的国家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毛笔虽然不贵,但是修修不影响使用,还是可以用的。因为你节省了一支笔,会有更多人有机会用毛笔。”董必武曾这样解释。同样,对于身着打着补丁的衣服,他的说法是:衣服虽然有补丁,但是只要干净整洁,别人同样会尊重你。

领导人笔下的家国情怀

亲人眼中的董必武,虽然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但却是充满温情的。他笔下的家书,总是细致地提及农耕之事,甚至会具体到过问某种作物的收成。更令他牵挂的是,家族成员的健康状况,他也时常在信中将自己的就医情况一一道来,以让家人放心。有时,家人为董必武代笔的家书会引来他的批评,因为他感到信中情感不深。

在被收录于书里的信件中,除了与家人间的情感交流外,亦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于治国的思考。

1949年9月,董必武给堂侄董良埙的一封家书中写道:“目前战争很快可能结束,但还没有结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支援战争。革命的胜利只是把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东西扫除了……这条道路上也许还是曲曲折折的,还有不少的荆棘,但路基总算开辟出来了。”

“文革”后,董必武很少执笔写信,除了偶尔回应家人尤其是孙辈的问候。他去世前几年写下的若干书信,也被收录至《董必武家书》中。信中的“家人”董必武,依然如故地问候亲朋,教诲晚辈。

197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新中国年近而立。也是在这一年,董必武于北京逝世,享年90岁。(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