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奶奶上官云珠 我的母亲上官云珠和姐姐姚姚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
母亲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材料、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
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毛泽东接见徐玉兰、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左起)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材料。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五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官云珠和女儿姚姚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
1965年上官云珠和女儿姚姚、儿子韦然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
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上官云珠与女儿姚姚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上官云珠和女儿姚姚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韦然在母亲塑像前
(韦然,曾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负责上海地区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剧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杂志2007第1期 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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