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仁喜建筑的禅意建筑是人类情感的容器——姚仁喜专访

20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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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台湾建筑界,姚仁喜是一位备受推崇的人物,媒体对于他很少会吝惜各种赞美之词.台湾大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加州伯克莱大学建筑系硕士.受邀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鹿特丹建筑双年展等.其设计作品涉及博物馆.电视大楼.火车站.宗教场所.企业办公楼.酒店.学校.厂房等诸多领域.他自出道以来佳作迭出,在海内外各种建筑评奖台上屡有斩获.其才华不仅体现在建筑上,亦参与电影制作.宗教文化传播等多种文化拳业.他用谈诗.谈艺术.谈哲学.谈宗教修行的话语谈论建筑.本文通过记者对姚仁喜先生的专访,以及建筑泰斗程泰宁先生.姚

在台湾建筑界,姚仁喜是一位备受推崇的人物,媒体对于他很少会吝惜各种赞美之词。台湾大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加州伯克莱大学建筑系硕士。受邀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鹿特丹建筑双年展等。其设计作品涉及博物馆、电视大楼、火车站、宗教场所、企业办公楼、酒店、学校、厂房等诸多领域。

他自出道以来佳作迭出,在海内外各种建筑评奖台上屡有斩获。其才华不仅体现在建筑上,亦参与电影制作、宗教文化传播等多种文化拳业。他用谈诗、谈艺术、谈哲学、谈宗教修行的话语谈论建筑。

本文通过记者对姚仁喜先生的专访,以及建筑泰斗程泰宁先生、姚仁喜太太姚任祥的访问,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而不同的姚仁喜先生。

姚仁喜:“我对于怎样创造一个空间去支撑人类日常活动中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记者 :你在东海大学和伯克利大学接受建筑教育的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是怎样来帮助你开启建筑职业生涯的?

姚仁喜 :我很感激我整个成长的环境给了我很大的自在、自由。从小,父母亲就不会控制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小时候多病,所以小学时期很少去上学,自己在家里看漫画书、故事书,反而学到更多,我也因此幸运地躲过了当时非常严苛的小学教育。

中学开始,学校的环境就比较宽松。大学在东海,汉宝德先生是我们的建筑系主任,他非常鼓励自由创作、独立思考。他所提倡的这种环境,培养了艺术创作者很需要的信心。后来到了伯克利,当然就是自由的巅峰了。

然而,在伯克利的学习,很重要的是让我理解到,在建筑专业背后的一大堆道理。我们当学生时,都会去看大师的作品,但我一直对于建筑设计成什么样子、什么风格等不是特别有兴趣 ;我反而更想了解为什么某个建筑物会产生,这后面一定有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道理。在这件事情上伯克利让我眼界更开阔了,对人文、社会面的关注自此在我心里扎了根。

记者 :后来你为什么会中途跑去纽约学电影?对你而言,建筑和电影是什么关系?

姚仁喜 :这事可以追溯到我大学二年级,那时我对电影很有兴趣。那是个缓慢的年代,并不像今天的社会,压迫着年轻人快速地做很多选择。我们那时候念大学就是念大学,没有感受到就业压力,也没想个自己未来到底要变成什么,因为那时在台湾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建筑师典范可以学习,所以自己就胡乱拍了一点电影。

可是当时电影并不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所以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学电影。可是我对电影的喜好多年不散,因此,到了年纪稍大时,就觉得年轻时没完成的梦想再不去实现就太晚了,所以我就跑去学电影。

至于建筑和电影,基本上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对建筑的想象是镜头式的,我常想象人在空间里面的状态。建筑对我来说不是理论、抽象的东西,而是戏剧的空间,是人类情感的容器。我对于怎样创造一个空间去支撑、彰显人类日常活动中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所以在 2002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我做了个站台。站台是最单纯的建筑,就这么两条平行线、两个屋顶,可是站台上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发生,经常会在电影或小说中出现。同时,电影也讲究空间、讲究细部,所以对我来讲,电影与建筑是非常相关的。

记者 :你大学刚毕业时曾跟随你的大哥姚仁禄做过 6 年的室内设计,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

姚仁喜 :很直接的帮助有两个,一是对于室内空间的掌握,二是对于材料、颜色的敏感度。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台湾,受建筑教育的人普遍对材料不是很敏感,因此做出来的建筑物材料就很局限。

“那种很纯净的状态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

记者 :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都有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即使项目的类型可能完全不同。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成型的思想或研究方向,还是说仍在不断探索之中?

姚仁喜 :很粗略地说,我认为建筑师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设计带有明显造型痕迹,比如理查德·迈耶,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作品,不管他做的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博物馆,因为它们几乎都长一样,颜色一样,用的语汇一样,形体也一样。

另外一种则比较因案制宜、因地制宜,每个项目会因为场地和功能的不同而显得不太一样,我觉得伦佐·皮亚诺是比较典型的这一类建筑师。当然从皮亚诺的作品中你还是可以看得出他的空间、技术与结构的倾向和风格,它的精神是贯穿的,但它不见得要有一种标签的造型。

我自己觉得比较属于后者,对我来说,只做标签式建筑蛮无聊的。我更愿意对每个案子的情境、状况、地形、气候等做出回应,进一步说,这也是源于我对空间戏剧化的兴趣。如果换个内在的角度来看,那就更明白了。中国文人传统跟西方传统不太一样,我们比较注重内在的修为,艺术是在不断修炼的基础上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

很粗略地说,西方比较关注外在的形式,所以毕加索画出一个有三个眼睛的女人就成为很震撼的事情。但我常以老子的话作为座右铭,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

如果我们在创作时,能够尽量地趋向于一种没有造作的“心”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无为”,没有造作,没有受到一大堆禁忌、恐惧、期待的干扰,在这种很纯净的状态所自然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一切事情就变得很容易、不费力、自然而然。

所以从内在的角度来看,不同案子对我来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我都是抱着一种纯粹的心态来对面对事物。

记者 :你喜欢在建筑中融入本土的东西,尤其是中华文化的元素,但在实践早期时你似乎比较热衷于西方化的手法和表达,后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姚仁喜 :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老了。我想,一方面由于最近做的项目类型不太一样,这十年接触比较多的是博物馆、剧院这类文化设施,所以总需要依赖一种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当然就是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我一直觉得建筑师一定要有一种亲近地域的状态,建筑不像 iPhone,它有它的在地性、地域性,我大部分案子都在台湾和大陆,自然也就跟中国文化有关系。

不是说以前我对文化没兴趣,只是自己那时候不太会表现,就像拍电影,这种事情比较说不出来,现在比较说得出来,也有机会说。

记者 :你认为建筑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姚仁喜 :全球化是令人紧张的一种趋势,可是已经跑不掉了,它已经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放眼望去,大家都拿一样的电话,穿一样的衣服。全球化加上消费主义是现在很严重的问题。其结果就造成大众普遍地看重标签而忽视内容,而且大家都有一种身份上的焦虑,好像没有标签(常常就是名牌,包括建筑师也在内)就会失去自我。

你会发现很多很难看的名牌也能卖得很好,这就是消费主义,它们利用广告不断向你灌输讯号。不幸的是,建筑界也有这种状态,全球化正在很强势地摧毁地域特色。可是反过来说,地域特色如果在全球化趋势中能够很好地呈现的话,人们反而会更加珍惜,因为这种东西越来越少。所以我宁愿在彰显地域特色上做努力。

“雷姆·库哈斯其实是一位非常细腻的设计师”

记者 :你是否对大陆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以及他们的实践有所了解?

姚仁喜 :很惭愧,我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很欣赏几位同行,像王澍先生、刘家琨先生等。我觉得大陆很多非常好的年轻建筑师,都比台湾的同行来得更有决心、更不妥协,这个是台湾跟大陆年轻一代很大的差别。台湾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太追求一种舒适的状态了,很容易妥协。

记者 :黄声远和谢英俊是另外两位在大陆较为人熟知的台湾建筑师。你跟他们打交道多吗?怎么看待他们的实践?

姚仁喜 :我跟所有人打交道都不多,不过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两位当然都是台湾建筑界里很特殊的建筑师。尤其是谢英俊,事实上他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上都很特殊,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建筑师”三个字能概括的。

除了建筑师以外,他还是一个建造者,又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的职业涵盖的范畴很大。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看他的建筑设计得好不好,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黄声远是一直都在宜兰做小区建筑,建筑的实践也比较非典型,我也很有兴趣看看未来十年他会怎么发展。

记者:你还在台湾艺术中心这个项目上与雷姆·库哈斯有合作,他当初为什么会找到大元,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姚仁喜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会找到我,可能找不到人了,只好随便找一个。不过,当初我们觉得他的方案很有意思,所以就一起合作。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我想大家都知道,库哈斯是一位很具革命性的人物,但通过这个案子跟他接触后,我发现虽然他思想很颠覆,但他更是一位非常细腻的设计师,他对每个细节,每种材料,建筑物的每个构成部分都非常在乎,而且都有很独特的看法,他是个张力很大的人。

所以我们合作还蛮顺利的,我也很期待这个项目建成。

“‘完成度’这个词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记者 :在事务所项目的选择上,你如何进行取舍?

姚仁喜 :作为建筑师,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牵涉都蛮大的。所以选择案子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自己对它不会有什么贡献,我就不会接。每一个建筑项目都几乎像是业主与建筑师的婚姻一般,所以观念上不能有太大的冲突,如果完全背道而驰,那就算了。

记者 : 如果在与甲方沟通的过程中发生意见冲突的话,你怎么处理?

姚仁喜 :冲突一定有,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工具,其实是很有限、很粗糙的,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误会是因为语言,而不是真的意见相冲突。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筑师要有耐心去了解业主话语背后的意思。

事实上,当了解了人们话语背后真正的意思时,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事情其实都差不多,人跟人产生冲突 90% 是因为语言上的误会。当然,如果有业主说 :你一定要帮我设计一栋贴金色瓷砖的住宅大楼,完全没有讨论的可能的话,那我当然就算了。

记者 :对于在大陆的项目,你怎么去确保建筑细节的落实以达到比较高的质量?

姚仁喜 :我在大陆跑来跑去,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完成度”,这个词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有些人觉得大元设计的建筑完成度很高,可是对我们而言,建筑只有完成或者未完成两种状态,两种状态之间是不存在一个量度。

因为有量度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比如说,煮米饭我们不会有“熟度”这说法,因为米饭要么熟了,要么没熟,没熟是不能吃的。我们不会说这锅米饭的熟度是 70%,那锅熟度 80%,所以建筑也一样,必须要“煮熟”才能用。

当然,我可能技术不好,东西煮出来不一定很好吃,但我觉得不应该存在那个“度”。所以对我来讲,只要是能力所能及的范围,我都会尽力将它做到最“完成”。如果因为某种状况,例如说某个案子不具备高科技施工的可能,那么建筑师就应该量力、量其状况来设计,不要做一个几乎可以预期一定是“完成度”很差的高科技建筑。

在乌镇剧院的设计上,我曾经为了决定外立面窗棱的尺寸,专门跑了三趟工地,去检视全尺模型,才做了决定。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比起乌镇那些小房子的小窗花,它的尺度要大得多,所以我要做一个视觉镜头上的幻觉,让人们看到乌镇剧院的窗棱跟看到小房子的窗户能产生同一种情感,这就要很小心处理它的尺度。

“就好比你在沙滩上走,回头看,那些脚印一定是连贯的。”

记者 :对于现在的年轻建筑师,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姚仁喜 :我想跟年轻人说,不要太在乎你设想的东西会有你设想的结果。我到了这个年纪回头看这辈子,会发现自己一生中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计划发生的,我为什么会作为建筑师、为什么结婚、生小孩,为什么会做这个做那个,这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发生的,反而所有原来计划的事都好像都没有真的发生。做计划是安慰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总觉得事情不计划好会很焦虑,很难过日子。

记者 :有句话叫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

姚仁喜 :这个说法我不赞成。我记得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说过一句话,他说, 当一个人回头看他过去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那些不同时间节点所发生的事,到最后都是能连贯起来,道理都讲得通。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往前看,你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他说 :follow your heart,跟随你的心,想做什么,去做就好了。就好比你在沙滩上走,往前看是一片空白,回头看,那些脚印却一定是连贯的。

建筑泰斗程泰宁:“艺术范儿”的建筑师姚先生

记者:您与姚仁喜先生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合作?

程泰宁:我和姚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彼此知道名字,他也经常会给我寄些富有创意的小艺术品,但彼此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一直到七、八年前,姚先生来杭州,我们才有了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却有一种“倾盖如故”的感觉,彼此聊起设计理念、作品和人生经历都很投缘。这些年,我和姚先生除了作品上的交流,也常会在一些论坛活动上碰面,交流近期的创作心得。但很遗憾,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工程上有所合作。

记者:您怎么评价姚先生的建筑作品?

程泰宁 :我很欣赏姚先生的建筑作品,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很尊重环境,注重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融合。比如兰阳博物馆,姚先生用乌石港的乌石礁作为引子,不仅延续了当地海岸单面山的山势,也很巧妙地处理了建筑与自然湿地的关系 ;而且建筑的透明部分很有启示性,在视线和地形上都构成了山海一色的空间想象。

另外,姚先生的作品也富有“艺术范”,可以说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尤其是他在电影制作、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心得,使得他的创作思路很开阔。最重要的是,姚先生的作品除了能给人视觉享受外,还能创作出一种直通心灵的空间感动,如同即景观心。就像水月道场,姚先生就用建筑语言创造了无言之美的农禅景象。

记者:从您的接触和了解来看,姚先生是怎样的人?能讲一两件你们交往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程泰宁 :姚先生是一个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建筑师。在我们很多次的交流接触中,我都发现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熟于心且很有研究,包括他的作品和想法,其实都透露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

有件事一直让我记忆很深刻 :有一次我和姚先生偶然在见面时聊起他早年送我的一些小玩意,我好奇问起出处,才发现那些富有艺术设计感的艺术品都是出自他的夫人之手。一问才知道,原来姚先生的夫人是京剧名家顾正秋先生的女儿。

碰巧我的父亲和妹妹都是京剧迷,对顾正秋先生的艺术非常喜爱,所以我请姚先生送我两本顾正秋先生的回忆录。姚先生也很有心,那次见面后回台湾,他特别请顾正秋先生题赠了两本书给我的父亲和妹妹。这件事我一直很感动,记忆犹新。

记者:姚先生很注重建筑给人的空间情感体验,也很坚持建筑的地域性,这似乎与您提出和践行的“情景合一”的审美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你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又有哪些不一样?

程泰宁 :可以说我和姚先生都崇尚营造有活力的空间情景,追求建筑空间意境的表达。用姚先生的话说,也都很注意营造出空间体验中的“小惊喜”。我们在设计理念和美学取向上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这也许也是我和姚先生特别投缘的原因。当然,因为文化和生活背景的差异,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熟悉的“语言”和创作手法,所以我和姚先生彼此在创作风格上明显不同也是很自然的。

记者:我从姚先生身上看到一种很自在从容的创作状态,感觉和大陆的建筑师不太一样。您觉得这是台湾建筑师和大陆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呢,还只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差别?

程泰宁 :台湾和大陆的建筑师还是存在区别的。可以说,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台湾建筑设计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台湾建筑师的环境会好一些,创作心态相对比较轻松。而大陆建筑设计行业体制还不规范,大部分建筑师都背负着沉重的职业压力和生存压力。再加上大陆现在还处在转折期,建筑师的心态也更为浮躁。

但据我了解,姚先生在台湾建筑师中也是属于比较独特的,也是很有“范”的建筑师。我觉得姚先生和我一样,也一直坚持和践行在创作上“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

姚任祥(姚仁喜太太):姚先生个人特质

我跟姚先生结婚三十年了,他是一个设计师,很幽默、很新潮,这些是最初的时候他很吸引我的地方。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有了三个孩子,夫妻之间也会吵吵闹闹,但有时候我回过头看,还是蛮庆幸自己当初找到了这么个人。姚先生很精进,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事实上,要让身边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的人还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是很难的,当夫妻之间有了这份敬佩的时候,婚姻就会变得很美好。

同时,姚先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业主对环境负责。我们也不是没有犯过错,也曾经因为业主的贪心做出很可怕的房子,然后自己很懊悔。但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说服业主能不破坏环境就不要破坏,有时甚至劝业主少盖些楼。换作一般的建筑师,这些话都是很难说出口的。

当然,姚先生不是完美的人,他没有耐性。跟他一起工作就像打乒乓球,他打过来的球如果,你接上了,然后一直打上几个回合,这时你会觉得很过瘾,因为大家有了共鸣 ;但有时候他打过来几球你都没有接上,他就没有耐心跟你讲话了。

姚先生还是个“浇冷水”专家,他的眼睛就是能看到你的错误,有时候别人兴奋得不得了,拿着做了一晚上的东西给他看,然后就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用冷水从头浇到脚。这时我会站在我同事这一边替他们说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任祥,你绝对不是天秤座,因为你不管对错永远站在弱者那一边。

家庭的影响

在《传家》这套书里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天上的婆婆》,讲的是姚先生的母亲当年是怎么教育她的孩子的。我自己现在作为母亲去回顾这段过往的时候,发现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婆婆以前基本上从不阻拦她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让他们随时随地无后顾之忧。

所以很多别人看来可能很难做决定的事情,对他们家的孩子来说却显得很简单很理所当然。像之前姚先生想去香港开公司,换作别人可能要想半天,可他就是脚一跨就过去了。有时候会把我吓到,因为在我的家庭里,所有东西都是不能出错的,你必须是个好孩子,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要编造理由把自己保护好,因为我怕我爸妈说我,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个性。

姚先生家里就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没有所谓的对错。这些都对他有很深的影响。

记者 :姚先生学佛多少年了?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他有什么改变吗?

姚任祥:二十七八年了。他如果没有学这个的话我们大概已经没有办法相处了。

记者 :是你们认识之后他才开始学佛?

姚任祥:是。夫妻在同一个屋檐下做事是很辛苦的,有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时扮演几个角色,几度濒临崩溃。后来我就发现姚先生开始修心,开始整个人有了大幅转变,不然他那追求完美不允许任何地方出错的性格会把自己人累死。

记者 :姚先生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他怎样去协调工作跟个人修行?

姚任祥:他的时间说不准,但他通常很晚才能回家。姚先生吃晚饭大概都是十点十一点。我们事务所加班熬夜是出了名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灯是永远不关的,随时都有人,所以说建筑师的工作小时数很惊人,没有办法,你想做得更好你就要不断重来。

姚先生早年精神好的时候甚至工作一整天都不休息,现在我是逼迫他回家吃饭,但即便这样还是要忙到这么晚,事情就这么多。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抽两小时打坐修心,他会自己给自己一些功课去完成,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看他处理事情就不会跟着时代人云亦云,他会有一个方向。工作跟修行他能协调得很好,不会互相冲突,我也很替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