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什么被批斗 文革录:刘少奇被批斗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文革录:刘少奇被批斗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1966年2月,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年3月,按预定计划,刘少奇要出访亚洲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本来出访前,刘少奇提出不带夫人,但外事部门却坚持夫人随访会增加友好气氛,他只好同意。于是,正在乡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出访。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批判。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

1966年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又是一通“连珠炮”,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了。

1966年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整个通知稿,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可以称得上“原汁原味”。

1966年5月18—23日,在一片批判声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下,邓拓和田家英相继自杀。

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怎样处理现在越来越乱的局面。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批朱硕、陆平等人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都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媒介宣传、鼓动“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马上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身这一伟大运动,四处搜寻黑帮,揪斗当权派。顿时,全国上下被搅得一片大乱。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工作组,在陈伯达率领下,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晚,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1966年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讨论进一步领导运动的方针。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模糊地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但是,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1966年6月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政治斗争。”

1966年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刘少奇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

1966年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擅自揪斗了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严肃批评了这种违法乱纪的乱批乱斗的行为,并主持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该件上报刘少奇等人。

1966年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也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并正在酝酿新的更激烈的行动。

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让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了解情况,并及时汇报。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又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同一天,刘少奇同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谈话:“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

1966年6月21日,刘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对运动的领导,指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给出路。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

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陈伯达、江青等人所主张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抵制。

196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丧失。全会开幕前,刘少奇在五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其他四位副主席分别是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

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张大字报上,毛泽东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

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1966年8月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连续八次检阅红卫兵,规模之宏大,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966年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

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大中学生暂缓外出串联。同年11月16日、12月1日,又发出通知,北京和各地大中学生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月,中央又两次发出通知,停止串联。这样才使几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大流动逐渐停了下来。

1966年12月4日,清华园有人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同一天贴出“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标语。12月19日,有人贴出《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文中说:“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12月10日北大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传到了清华。文中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且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出现署名“雪莲”的印刷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指名批判了江青、陈伯达。

1966年12月下旬,蒋南翔被押解到上海、杭州批斗。

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966年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成立!

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的胆子大了,竟然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

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966年12月28日,由张春桥直接指挥,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总司”队伍拉出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为“四人帮”上海夺权铺平道路。接着王洪文策划并亲自上阵指挥镇压“上柴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伤残工人650人,把上海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张春桥由此悟出要组建不许人民解放军过问的“第二武装”的歪道。他在总结“上柴联司事件”时,提出“枪杆子捍卫笔杆子”口号和建立造反派民兵十万武装计划。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12月25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