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之乱 元朝之亡始于“白莲教”之乱
公元1271年,在长期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战争中,以北方蒙古族为主的元朝一举灭掉南宋,统一中国。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经过短时间的经营发展,入主华夏,使汉人、“南人”臣服。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却在短短的97年灭亡。
史上关于元朝的灭亡可谓众说纷纭,政治黑暗、政治压迫、民族岐视以及环境气候等说法都被认为与元朝的灭亡大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元朝的灭亡与当时盛极一时“白莲教”密不可分。正是因为“白莲教”不断的造反暴乱,牵制了元朝朝廷的大量精力,削弱元朝的军事实力,动摇了元朝的根基,最终由具有“白莲教”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将这只曾经不可一世,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赶回了大漠深处。
“白莲教”在南宋初年由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昭)创立,自南宋至近代,始终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第一大宗。元朝期间的“白莲教”,通过自身不断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杂取式、继承式的教派,它的杂取几乎无限制,教义、教法等采用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宗教包括民间宗教的内容,并且愈采用愈多,同时分化也愈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白莲教”系统,它包含有:一般民间宗教、极端教派、邪教,它们形态各异,取向分歧,却都自命名为“白莲教”。
至元朝末期,“白莲教”已经的发展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五斗米教”、“摩尼教”、“明教”、“佛教净土宗”、“佛教天台宗”、“大乘教”、“三阶教”等7个教派分支。
元朝的统一中国依靠的是纯为武力,元朝的皇帝对中原本土尤其是汉族的文化,在蔑视之上更多的是畏惧。元朝政权早期政治家耶律楚材对汉族文化了解最深、最多,就曾经讲过: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民之邪也。
元朝,全国各地举事、暴动、叛乱接二连三,“白莲教”、民间宗教和农民起义的活动很难区分清楚,“白莲教”利用民众的鬼神迷信谋作乱,也利用汉人的民族情绪,以“驱逐鞑虏”作号召。共同的目标会让他们走到一起,“白莲教”更会利用积蓄已久的农民暴动,成为它向朝廷公开斗争的突破口,而农民暴动本身又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种动因,作为聚拢民众的手段,宗教、“白莲教”都可以利用,但从利用率和效果来看,“白莲教”最佳。
所以在元代中期至元末,各种暴动头绪纷繁,互相包含、互相矛盾,又互相火并。一般认为,刘福通、徐寿辉是“白莲教”利用了农民暴动,郭子兴、朱元璋、陈士诚等是白莲教与农民暴动互相利用。
元朝早期,由于元朝廷着力对宋残余势力作战,镇压各地反元斗争,加之对中原宗教、“白莲教”等了解不深,知之甚少,对“白莲教”采取了不管不问政策,不提倡,不限制,不批评,“白莲教”得以公开活动,建忏堂,烧香,聚会读经,先后发生了“白莲教”为号召举事的有江西杜万一、彰德赵当道、柳州高仙道等,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元政府发布诏书,宣布禁断“白莲教”。这是元朝第一次禁断“白莲教”。
虽然元政府禁断“白莲教”,但只是名义上的被禁,实际的力度并不大,“白莲教”在民间的活动转入地下、半地下,“白莲教”不甘心这种尴尬地位,“白莲教”中一位重要人物蒋普度,向皇储爱育黎拔力八达献上“白莲教”奠基之作《庐山莲宗宝典》,鼓吹“白莲教”为儒家教训,民众信仰“白莲教”,可以改恶为善,国家不用动用法律刑狱,即可坐致天下太平。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公元1311年),立即颁布诏书,恢复了“白莲教”的“合法”地位。
有了朝廷执政者的庇护,“白莲教”在元朝中期强劲复苏,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泰安州奉符、临邑二县民众以“白莲教”发动谋逆,事败,首领王驴儿被斩,徒众处以杖刑和流放,元英宗很快下诏禁断“白莲教”,这是元朝第二次禁断“白莲教”。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黄河决口、北方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元政府又变更钞法,是百姓手中的钱币大量贬值,似乎很接近“白莲教”、“大乘教”、“摩尼教”所说的“末世”,元政府征调民工治理黄河,栾城人韩山童(祖父就教习“白莲教”)、颍州人刘福通利用这两件事在治河民众中制造骚乱,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尊一只眼的石人像,之后散步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挖河道,挖出石人像,果然有一目,河工暗流涌动,由于事机不密,官兵捕杀了韩山童,刘福通就将暴乱地点改在颍州,迅速攻占了十余城池,人数增至十万余众,由于头裹红巾,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并与元朝政府形成长达三年的对峙局面。
迫于“白莲教”活动的不断蔓延扩大,元顺帝下诏禁断“白莲教”,这是元朝第三次禁断“白莲教”,但此时的禁断已不能生效,随着各地农民起义军与“白莲教”叛乱的结合、融合,其势已非虚弱的元政权所能遏制,公元1368年元顺帝被迫率群臣撤退至漠北,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