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 导演陈可辛:我只怕冯小刚(图)

继2005年《如果·爱》PK《无极》、2007年《投名状》PK《集结号》后,2009年底,陈可辛制造的《十月围城》又险些与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狭路相逢。所幸,原定于同天上映的两部年底重量级大片,档期最终错开一周,避免了一场真金白银的肉搏。

前有恶评如潮、疯狂卷金的《三枪拍案惊奇》,后有虎视眈眈的《阿凡达》,中间这个空档对于陈可辛来说是难逢的机会:“撞到《三枪》就比较麻烦,无论片子好坏,只要一听到‘张艺谋’三个字,肯定没有戏院肯给我排片。

”这次是碰到了张艺谋,但内地真正让陈可辛害怕的导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冯小刚。“因为只有冯小刚是在为人民拍电影,这是香港导演学一辈子都学不来的,香港导演一辈子都不会有冯小刚那么厉害。”

虽然陈可辛是《十月围城》的监制,但是,片尾第一个浮现的字幕——“陈可辛制造”使得导演陈德森更像是陈可辛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访问、修改拷贝、带着剧组香港、内地跑宣传,作为该片的监制,陈可辛也承认自己“做得太多了”,但他强调,尽管如此,这也不是一部陈可辛电影,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要是我做导演,根本不会拍《十月围城》这样的电影”。

艺术归艺术,生意是生意。《十月围城》不仅是陈可辛《投名状》后上马的第一个工程,同时,也是陈可辛专为开辟市场开创的“人人电影”公司的处女作。《投名状》和《集结号》的票房让陈可辛看到了内地市场的可能性,而票房败给《集结号》让陈可辛明白,这还是个价值观很传统很保守的国家,比起颠覆意愿,观众更愿意为主旋律的、温暖的题材买单。而在陈可辛的视野范围内,“最不颠覆、而且我又喜欢的,那就是《十月围城》。”

观众不会因为一个电影爱国才去看,爱国不是卖点。《十月围城》是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每个人都有心结。

记:从2007年的《集结号》开始,宏大叙事再加点主旋律的影片在票房表现上都十分靠谱。比如《叶问》《风声》《建国大业》等等。“人人电影”处女作由《十月围城》来完成,您也看中了这点?

陈:我们选这个片子的时候那些电影还没上,是《投名状》拍完这个就上马了。所以顺序不是ABCD这么排的。其实我们是《投名状》和《集结号》上片后才发现内地的市场有这么大。那下一部该拍什么呢?作为制作人我首先想到了德森多年想拍的这部戏。

在调整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我们不会觉得主旋律会成为潮流,主旋律永远不可能成为潮流。《建国大业》是潮流吗?它绝对不可复制,它火是因为明星。《风声》是潮流吗?它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商业片。观众不会因为一个电影爱国才去看。爱国不是卖点,只是这个影片必须有的东西。要真觉得辛亥革命会是主流,就明年去拍了,正好100年。

记:你的片子有的虽然票房不错,比如《投名状》过两亿了,但是也不是那种很温顺、很传统的商业大片,好像老有点拧巴在里面。但《十月围城》就简单多了,因为你不是导演?

陈:没错。《十月围城》故事非常简单,主要因为导演不是我,要换成我,我就不拍这个了。因为故事太简单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创业模式,要我公司的电影都是我拍就完蛋了。我爱违反观众意愿,比如《投名状》是违反观众意愿的,有人说看完《投名状》会想很久,因为那里面颠覆的东西。

你看《2012》,那才是商业片,多傻的片子,一点都不用想,那才是内地人喜欢看的。前两天龙应台还和我说《2012》太傻了,我说是啊,台湾、内地、香港非常卖钱,全世界只有我们喜欢看,美国都不卖钱,你说丢人不丢人。

记:那《十月围城》既简单,又不傻,你怎么做的?

陈:它还是比《2012》深入,也没有那么颠覆。虽然是说这些人的牺牲,但他们的牺牲还不仅是为了爱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心结。这是很典型的一种影片模式,有些文艺片也用这种套路,比如《下一站天国》也讲一个人死了以后要把自己的心结一个个解脱。

王学圻的儿子对爸爸的反叛,他的方式就是去街上发传单。我就觉得那个小孩不能找电影学院的学生去演,那就变成真的爱国青年了。我要找的是像美国学校出来的小孩,有点嬉皮士的感觉。

记:影片中有很多爱国啊、情怀啊,包括那些很直接的台词,但印象中的香港人好像挺凉薄的,香港人的爱国是一种什么概念?

陈:要说我有哪一面是符合这部戏的,就是爱国这一面。可能我对人性是颠覆的,但是我的爱国,要比很多说爱国的人更甚。可能我们爱国的定义和内地不太一样。我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主流思想的地方,所以我的爱国是自发的。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就是王学圻的儿子做孙中山替身那段,他说“一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我的很多朋友还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很肉麻,让我剪掉,怕观众笑场。

但是最后我坚持留下了,因为从来没有老师教过我要这么说,我不觉得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