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语录 侯孝贤:用镜头俯瞰人生
侯孝贤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侯孝贤在拍摄现场。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简介
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出生不久即随父移居台湾,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
1980年首次执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
《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因为专注,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凝结在那里。坐在芒果树上,隔着一个距离,看下面这一切,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就像河水一样流淌过去,河面平静,光影斑驳。一个人观赏着这整个世界的风景,清晰却有些寂寞,寂寞得连芒果的甘甜中似乎也多了些苦涩。这个印象一直到他长大开始创作,成为他作品最重要的基调: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
“有票吗?”
“早没了!”
七月,西子湖畔,一位台湾导演的电影展映活动正在进行。短短三天时间,杭州的影迷们顶着酷暑奔走相告,在展映活动开始前一周,影票便被一抢而空。
几天后,在北京,盛况再次上演。
也是三天时间,几乎全京城的文艺青年都涌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场电影开映前,放映厅外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除了普通观众,展映活动还吸引了大量海峡两岸的著名电影学者。
台湾金马奖前主席焦雄屏这样评价这位导演:他真正将台湾电影提升到艺术电影,对于台湾电影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而如今台湾电影很难回到那样的辉煌时代。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则说,他的影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人文关怀和艺术追求,并以诗一般的镜语体系呈献给观众,使得他的电影成为华语乃至世界影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位台湾导演是谁?
他就是台湾新电影之父——侯孝贤。
30年前,侯孝贤在台湾发起新电影运动,从而革新了台湾电影的创作理念和制作方式,为台湾电影开辟了关注现实、关注人文的新道路。
30年后,在纪念台湾新电影运动发起30周年之际,侯孝贤来到了杭州和北京,他要重新出发——探索下一个30年华语电影的道路。
叔叔,带我进去看电影
那是一个充满变动的年代。1948年,不满半岁的侯孝贤随家人由广东梅州迁居台湾。家人原想客居数年,不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重归故土。侯孝贤的童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侯孝贤说:“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
在台湾,侯家住在一个叫凤山的地方。凤山的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戏曲比赛的地方。每年一次戏曲比赛,每次持续一两个月,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等都会在那轮番登台。在大榕树下看戏成了侯孝贤儿时的一大兴趣和娱乐活动。边看戏,边吃冰棍,那是一种属于童年的回忆,一种酸中带甜的滋味,“有点像人生”。
没多久,当地建起了影院。据侯孝贤回忆,小时候总喜欢在影院口拉着大人的衣袖,央求道:“叔叔,叔叔,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会有一次可以进去的。
年龄稍大些,不好意思再央求并不熟识的大人。侯孝贤和伙伴们便想出了做假票的方法。那时的影院,检票就是沿票根和票面的虚线撕开一个裂口,一般的观众检票后便随手把票扔了。这下子便给了侯孝贤他们机会。侯孝贤把撕开的电影票沿虚线重新粘合。
很多时候粘过的电影票的骑缝章都是歪的。然后,他就拿着票大模大样地再返回检票口。或许因为太忙无暇检查票的真伪,或许因为侯孝贤他们是小孩子,检票员几乎从未怀疑过,每次都放他们进去。偶尔遇到检票员有些迟疑,侯孝贤就灵机一动地催促道:快点快点,电影马上就开始了。然后,检票员便“唰—唰—”把票撕开个口——放他进去了。
就这样,儿时的侯孝贤成了当地三家影院的常客。没有人告诉他什么片好看什么不好看,也没人告诉他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只要有新影片,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去观看。不知是天生的兴趣,还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从那时起看电影就成了侯孝贤的人生习惯,他对大银幕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妈妈的眼神永远忘不了
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侯孝贤发现哥哥在看武侠小说,翻开一本,即被里面激烈的打斗和离奇的情节吸引。“原来,除了戏曲和电影,文字性的东西也那么好看。”侯孝贤加入了哥哥的读书活动。一本、两本、三本……看完了,哥俩就骑着单车去书店租,一租就是满满一菜篮子。
书店里的武侠小说看完了,他们就蹲在路边的书摊上看,书摊上的看完了,就追着老板问什么时候出续篇。上中学后,图书馆有更多的书可以看了。《济公传》《三国演义》《人猿泰山》《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基度山恩仇记》……所有文字性的东西,他都感兴趣。
传统文化尤其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深深影响了侯孝贤,中学时,他就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座右铭——“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正是由于这股侠义精神,侯孝贤总看不过有人被欺负,从小就爱打抱不平,跟人打架便成了家常便饭。因此,小时候侯孝贤经常拖着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体和被扯破的衣服回家挨骂。在小伙伴眼中,侯孝贤是个可依赖的“小大哥”,而在家人眼中,侯孝贤则是个爱打架、不听话的混小子。
不管老师怎么教诲,不管父母怎么批评,侯孝贤总改不了“爱出头”的习惯。“或许受武侠小说影响太深,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像个大侠,出手打架,锄强扶弱,没什么不对。”侯孝贤认定自己站在正义和公理的一方,所以任凭别人怎么劝说教育,都听不进去。
侯孝贤的这股固执劲伴随了他一生。后来步入电影圈,当所有人都热衷于拍赚钱的商业片时,他却走上一条文艺路,而且越走越远——只因为他认为这条路是对的。
16岁那年,他的母亲得了口腔癌,从台北做完手术,拖着病体回到了家中。而侯孝贤又出去“行侠仗义”了。“我回到家一进门,看到母亲正靠在榻榻米边,一直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愤怒、幽怨、无奈、责备——那目光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侯孝贤回忆说。没多久,母亲便去世了。
母亲的去世犹如一道闪电,撕裂了侯孝贤叛逆不羁的少年生活。当教会的圣歌响起时,侯孝贤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他感觉世界是昏暗的,相较于母亲的生命,之前所有的“侠义之举”都黯然失色。他甚至认为,是自己的淘气气死了母亲。悔恨、自责、悲愤、内疚……化作痛苦的泪水,洒落在母亲遗体周围。
面对离去的母亲,面对两个年幼的弟弟,侯孝贤觉得自己这个兄长做得不称职、不够格。从那时起,他终于知道,“侠义”之外,还有亲情弥足珍贵,还有责任需要自己去承担。那一刻,侯孝贤感觉自己长大了。
若干年后,侯孝贤把母亲去世的经历放进了电影《童年故事》里,再现了“母亲”那令人难忘的眼神,他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哀思和怀念。
芒果树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2岁时的一个夏天,吃过午饭,少年侯孝贤照例赤着脚,通过后门来到县长公馆的前厅,爬上墙,旁边就是芒果树,他要摘些芒果吃。别的小孩子来这摘芒果,摘完也就走了,少年侯孝贤则镇静地跨坐在墙上,先吃,吃完了再摘些带走。
吃的时候侯孝贤很专注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怕被人发现。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的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
因为专注,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凝结在那里。坐在芒果树上,隔着一个距离,看下面这一切,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就像河水一样流淌过去,河面平静,光影斑驳。一个人观赏着这整个世界的风景,清晰却有些寂寞,寂寞得连芒果的甘甜中似乎也多了些苦涩。
对于一个少年而言,这是一种奇特的视角和经历。拉开一段距离,在芒果树茂密的枝叶间俯视这个世界——光影明迷,众生芸芸。这个印象一直到他长大开始创作,成为他作品最重要的基调: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绝对的清醒。
后来,在电影《冬冬的假期》里,在《风柜来的人》中,还有《童年往事》里,侯孝贤一直在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在那样一个角度,摄像机那样静静的架在不远不近的一隅,如同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不拉特写,不用蒙太奇,平静而缓慢地用长距离在观者眼前展开一幅幅如写意山水般的画面,清淡,有足够的留白,总是让人不能看得太清晰,却有一种静默的诗意。
用10年进入电影圈
1967年,侯孝贤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混迹城隍庙十几年的日子,让他感到厌倦。最后,侯孝贤选择了入伍,希望用军旅生活跟过去的年少荒唐做一次彻底的告别。
当兵期间,侯孝贤仍然保持着看电影的兴趣。在假期里,一天最多能看4场电影。有一次看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影片中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爱上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为了能跟她在一起就去偷车,后来被抓了,这是一部社会写实主义影片。
侯孝贤看后非常感动。曾经看过的电影、戏曲、小说中的故事、人物都一一浮现在他眼前,年少时的荒唐经历激起了他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所有这一切都幻化成强烈的创作激情在他心中翻滚。这种激情需要释放,内心的丰富情感需要表达。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光、影、声一体的电影更能释放他的激情,更能表达他的情感了。
那天晚上,侯孝贤在日记里写道:我决定花10年时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侯孝贤的人生开始转向。
1969年,一退伍,侯孝贤就报考了大学,志愿是“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今天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导演专业。
尽管从小看了大量影片,尽管怀揣着电影梦,可进入大学后,侯孝贤发现自己并不懂电影。于是,侯孝贤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名为《电影导演》的书读了起来。读着读着,突然有这样一句话冒了出来:这本书你都读熟了,读透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侯孝贤有点失落。
数十年后,当侯孝贤再次回味这句话时,他有了深刻体会:一个电影导演尤其是拍出好片的导演,绝对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人文素养,热烈的情感,对人生和生活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一个同时具备这些素质的人,不是天才,又是什么呢?显然,侯孝贤具备了天才所需的条件,他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大学毕业,侯孝贤并未如愿进入电影圈。为了生计,他当起了电子计算器的推销员。8个月后,侯孝贤进入导演李行的电影剧组担任场记,一干就是七八年。
侯孝贤的电影梦一天天生长着。时光的脚步开始从1979年跨入1980年代。
彼时的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武侠片和琼瑶爱情片为主要内容的台湾电影也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时间,外国影片纷纷涌入,所谓“国片死亡”的疑虑笼罩了台湾电影人心头。
1980年和1981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侯孝贤作为导演拍摄了自己的前两部影片:《就是溜溜的她》和《风儿踢踏踩》。1983年,侯孝贤开始和自己过去的创作告别,他强烈地渴望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一年,侯孝贤、曾壮祥、万仁联合执导拍摄了《儿子的大玩偶》,影片在市场和舆论上一举击败了当时的《大轮回》,后一部作品的导演是当时台湾电影界最重要的三人:胡金铨、李行、白景瑞。
“沈从文帮了我”
故事讲得好,市场也不错,可侯孝贤却陷入了迷茫。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表现什么,不知道自己拍的电影到底有多少价值,有什么意义。
正当侯孝贤陷入迷茫之际,好友兼搭档朱天文送了他一本《沈从文自传》,侯孝贤看完后顿觉视野开阔。凤山小镇的美景、少年时代的苦闷、独处荒岛时的孤独、亲人离去时的眼神……过去的经历,一幕幕在侯孝贤眼前闪现。他感觉自己的眼睛就是一部摄影机,已经记录太多太多难忘而美好的镜头。
“沈从文用笔记录下了曾经的经历,而我为何不用电影让‘曾经’再现呢?”侯孝贤感觉到了沈从文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那不是批判,不是悲伤,看人看事也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不痛不痒地指责,只是自然地呈现。人间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此后,侯孝贤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拾。《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一部部影片,在平淡却真实的叙述中,让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沈从文那种“冷眼看生死”的态度及其作品中包含着的最大的宽容和深沉的悲伤,深深影响了侯孝贤。侯孝贤用那种冷静的态度记录下了台湾社会的脉络,人们就像在迷茫而欢乐的灵魂深处聆听到了一个清醒的声音。这些影片像一股股清新的风吹过沉寂的台湾影坛。
此后,台湾电影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且富有人文气息,新电影运动正式发起。侯孝贤和杨德昌被誉为“台湾新电影双子”。
大师炼成
侯孝贤电影带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吹皱了台湾影坛的一池春水,并在国际影坛翻起朵朵浪花。
《儿子的大玩偶》获得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风柜来的人》获得1983年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冬冬的假期》获得第30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童年往事》获得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
可在台湾电影市场上,一切恰恰相反。由于“侯氏电影”迈出的步伐超越了一般观众的观影素养,导致观众一时不能理解和接受,票房惨淡。一段时间里,侯孝贤被视为“票房毒药”,被媒体称为“只看自己肚脐眼儿”的人,而他在国际影展上所获的奖项也被称为“乡下影展”上的收获。
“不要那么坚持了,改拍商业片吧!”有人劝道。
“要改拍商业片吗?”侯孝贤有些犹豫。这时,心底的那股激情再次泛起,像一双有力的大手推着侯孝贤继续前行。若干年后,侯孝贤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在平静中沉淀了两年,1989年,侯孝贤终于向世人展示了他才华横溢的巅峰之作——《悲情城市》。他成功地完成了从关注台湾民生成长过程到关注社会历史问题的一个自然的淡入淡出。但是,“人”,依然是侯孝贤关注的。
关于《悲情城市》,太多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欣赏它和品味它,影片中的优美及苦涩让所有看过的人都无法释怀。依旧是把摄影机不远不近不离不弃地摆在画面的一侧,依旧是漫不经心事不关己的画外音,依旧是温情脉脉柔和生动的光晕,太熟悉了,每个人都在心底说:还是侯孝贤啊!
《悲情城市》获得了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当侯孝贤在威尼斯捧得金狮奖杯时,他捧起的不仅仅是他本人的荣誉,更是整个华语电影的荣誉。因为,这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奖。
1993年,侯孝贤推出反映日据时期台湾布袋戏艺术大师李天禄坎坷一生的纪实性影片《戏梦人生》。1995年,侯孝贤推出诠释一位年轻女演员在扮演上世纪40、50年代政治受难者角色时的心理感受和现实困扰的影片《好男好女》。
《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这三部作品的时代背景贯穿着台湾在20世纪的苦难命运,以不同的视角来看一段段的大历史,这里面既包括知识分子、民间艺人,也包括普通百姓,因此被称为“悲情三部曲”。通过“悲情三部曲”,侯孝贤确立了他华语电影大师的身份和地位。
头顶电影大师光环的侯孝贤,被不少人当作神一样顶礼膜拜。可他自己头脑清醒。采访侯孝贤时,我曾向他请教,当前国产电影如何抗击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侯孝贤摆了摆手。
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可侯孝贤毕竟是电影大师,我本以为他至少会“一二三四”谈点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大而空的建议,但他却这样坦白直接,这让我着实没有想到。可转念一想,这不就是侯孝贤吗?坦诚、真实、自然,一如他的影片一样,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再出发
从杭州到北京,记者再次见到了侯孝贤。
头戴鸭舌帽,身着黑T恤,脚踏帆布鞋,似乎是他不变的打扮。他坦言,自己是个心态永远年轻的人,而岁月还是在他的面庞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仿佛能一下看透你的心思。
目前,文艺片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困境。对此,侯孝贤表现出一份坦然和淡定。在他看来,文艺电影对观众的观影素养要求较高,而观众观影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建议无论家长,还是学校、政府,都应该为孩子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从小就有机会观看文艺电影,一个月看一两部,等孩子们成人后,将会产生根本性改变——无论是对孩子们自身,还是对文艺电影的创作和市场。
侯孝贤认为,内地比台湾更具备推动文艺电影发展的条件,内地将是未来华语电影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侯孝贤打算从内地再出发,以求开创个人电影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还是要继续拍电影吗?”记者问。
“当然,拍到不能拍为止。”侯孝贤不假思索地答道。
“为什么不休息一下?”记者又问。
“闲不下来。”侯孝贤端起一碗黄酒一饮而尽,接着说,“或许,我就是为电影而生的。”
本报记者 韩业庭
侯孝贤语录
1、我告诉你打架的感觉,你打过一次大的,所有周遭的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包括别的地方来这里玩的,这就是一种名声。
2、我的电影你看完后一直过来,结局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人世的苍凉,苍凉其实是你对人世的一种看法。
3、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如何面对过去,你就会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而所谓的未来其实就是现在。
4、当导演最怕的就是虚荣,但是虚荣之心却是人世间最难把握的。有时明明做不了的事也要尽力去顶住,但是为了挽回这个虚荣,就会做愚蠢的事,你就会想重新回头用什么来保有。
5、你舍不得放怎么会空,不空又怎么去装?放了才能空,空了才能装。
6、人是什么呢,人只不过是来回。
7、最有福气的人就是一直往前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什么事都不会伤到他,但这种人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