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学生 朱维铮的骂
朱维铮很早就显示出“好骂”的本色。“文革”时,朱维铮因口才好、文笔佳,曾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吸收进著名的“罗思鼎”写作组。1964年至1968年,朱维铮曾和姚文元共事,办公桌挨着办公桌。1966年,毛泽东担心北京的红卫兵与军区联合,难以掌控,遂命上海派人赴京,观察红卫兵动态。
朱维铮被委以重任,前往《文汇报》驻京办,负责联络红卫兵领袖,并向中央汇报情况。一个三十岁的小青年,受到如此重用,政治前途可谓不可限量。
如果当时朱维铮为人“圆滑”一点,再有点“眼色”,是完全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但是,朱维铮说到底是个性情中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写作组竟然公然声称“应该允许怀疑张春桥”,结果被踢出写作组,审查、关“牛棚”、入狱坐牢,长达八年之久。
任教后,朱维铮仍不改初衷,愈发地口无遮拦、臧否人物。朱维铮好骂人,而且专骂名人。他曾公开批评于丹对《论语》缺乏基本常识,连文本都不懂,“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没有一处心得是自己的”。一次,他曾当面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
”还有一次,他和刘志琴见面,劈头一句就是:“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朱维铮不但批评当世学人,就是那些已经故去了的、他十分敬重的大师级人物,如马一浮、陈寅恪等人,他同样也是照批不误。
说到朱维铮的骂人,有人曾总结出三大规律:“一曰人无贵贱,该骂就骂;二曰言出有据,骂必有征;三曰快意恩仇,睚眦必报。”事实上朱维铮的骂人确实是有几个特点:
一是范围广,今人古人、活人死人,其所骂的对象,从王公贵胄到市井细民,从大师鸿儒到青年才俊,骂锋所及就连选他课的学生亦不能幸免。他曾在课堂上公开说:“我现在需要对你们这些研究生、博士生讲,看你们的论文我得少活二十年。
……什么时候你们写文章能像点样子,我就是少活几年也愿意。……现在我看你们的论文都是在家里,你们也不在眼前,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人也睡了,我只好在肚子里诅咒。
”旁听朱维铮课的学生甚多,文、史、哲各系都有,甚至连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凑热闹。中文系学生写论文喜欢舞文弄墨,朱维铮对此颇有微词,一次他手里拿着一沓论文说:“你们这些学中文的,自以为风流倜傥,我看了你们的论文,恨不能直接塞进垃圾桶。”据说复旦大学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授,朱维铮原本可以当选,却因经常不给学生好脸色而最终落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