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伯傅斯年 七百天的台大校长傅斯年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字孟真)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五十五岁。当时曾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对于此事,当时的教育厅长陈雪屏在文章中有他亲历的说法,他说:"二十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复,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复,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作为枕头。
从此他再未清醒,各种救急的治疗都无效果,延至当晚十一时二十分逝世。"对于傅斯年是否确为郭大炮在议会炮轰所气死,陈雪屏有所澄清,他说:"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
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
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第二天一部分台大学生包围‘省参议会’,要对郭国基有所行动,我曾赶到现场,和黄朝琴将当时实际情况说明,学生才散去。"①由此可见傅斯年为郭大炮气死的传闻是以讹传讹的说法。
回顾两年前的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任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长为台大校长,傅斯年于次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就职,而至他生命最后一刻,正好任职七百天。我们回首他接到教育主管机构要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通知时,起初他以病体未愈,医生嘱咐不能担任行政职务为由,严辞拒绝这项职务;但经朱家骅及多位友人的反复劝说,经过三天的闭门深思,他做出了一生最后的重要抉择: 他接受任命,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不归路。
他是"抱必死之决心,遂书生报国之志"的。据跟从傅斯年从上海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的秘书那廉君回忆说:"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辞修在飞机场迎接他,有一个很大的场面。"而当天台湾岛上曾发生轻微地震,傅斯年因此戏称: "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幽默中不失他的本色。
傅斯年接掌台大之初即向台大同仁宣布:"斯年以久病之身,任此繁剧之事,兼以大局不能安定,意外事件又不敢必,故不能向诸位保证,可以长久任职,但敢向诸位保证,在职一日,必当积极为本校努力一日。"②而在议会中又郑重表示:"本人接掌台大,当尽棉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
"而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一九二八年)的台北帝国大学,其与傅斯年心目中的"第一流大学"的蓝图是有所差距的。傅斯年说:"日本人办这个大学的目的,不特不使这个大学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来,相反的,他们想尽方法限制这个大学成为台湾人的大学,这自然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的。
"③所谓"反其道而行之",傅斯年的意思是要台大真正成为台湾人的大学,负起对高等教育应负的责任。
傅斯年认为大学要办得好,首重是师资的问题。这和他当时倾全力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他曾邀请气象学专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赴台任教。竺可桢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日记里说:"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
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④他提到的"农山"是著名动物学家秉志。这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看法,也是那时许多学者一致的看法。
台大教授刘广定先生还指出,与此同时,众多学者经过八年抗战,复员后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也有人到台湾后,对现况并不满意。因此,不但傅斯年当年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台任教有所困难,而且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借词离开了。
如动物系系主任朱洗教授(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一九四九年初寒假开始时回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系主任)于一九四九年暑假开始时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系主任李惠林(一九六四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
曾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的李书华(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虽曾到过台湾,且接了台大的聘书,却前往欧洲,未尝执教。
傅斯年曾给他的老友,也是傅夫人俞大綵女士的亲表兄陈寅恪(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却选择留在岭南大学,并未来台大任教。
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尽力延揽优良的师资。根据《台大校刊》记载,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到校者,文学院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榦,哲学系有郑通和,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化学系有钱思亮,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植物系有彭佐权,机械系有史宣,法学院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政治系有蒋硕杰、林霖,经济系有全汉升、张果为,农学院农艺系有赵连芳,热带医学研究所有黄文、汪启源,体育卫生组有杨文采等。
而原本傅斯年有明文规定:台大教授不得在外校兼课。后因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不和,多位教授相继辞聘,眼看数学系就要开不成课了,傅斯年就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先生商量借将,于是师院的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便应聘到台大兼课了。
而台大的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榦、屈万里等人便也开始到师院兼课了。当然最为受益者是两校的学生了,而学术也因此得以交流。而对于不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也有淘汰的办法,那就是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已满一年者,不再续聘。据统计,两年之间,先后有七十余位台大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不再续聘。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这一说法看似偏激,实则说到重点。"大师"是学校的灵魂,许多世界级的顶尖大学,全靠一批享誉全球、成就卓著的"大师"来支撑,傅斯年亦作如此想。因此到现在为止,还可看到台湾大学仍保留日据时代的小小校门(现在的小学校门都比它来得大),但多少大师曾在此驻足过?当然为了安顿学生,傅斯年乃广建宿舍,因当时宿舍极少,又残留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痕迹,他在短短一年内,所建宿舍已能容纳一千八百余人,为当时全校学生之六成。
而由台北帝国大学过渡到台湾大学,由于中、日学制不同,傅斯年发觉并没有大学一、二年级可以使用的大教室,于是他多方争取省政府的预算,整建了十五间大教室、十一间小教室。
又当时普通教学仪器及一般图书等,皆十分缺乏,傅斯年则尽量收购当年台大颇为匮乏的中国典籍(因日本人不太重视此类书籍),来充实图书馆的藏书。另外又在美国订购一批理化仪器运到台湾,拨交给台大、师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四所院校平分使用。
师院校长刘真请理化系主任陈可忠去台大参加分领仪器的会议,陈可忠却满腹委屈地回来向刘校长报告:"傅校长不肯把仪器分给原三所省立院校该分的部分,真不讲理。
"傅斯年为了台大的发展,在此显现出些许霸道,因他是省主席的好友,又是俞大维的妹夫,他不将仪器分给其他三校,连教育主管部门都莫可奈何。他又重视贫寒学生生活之救济,曾说:"本校为解决台籍清寒学生生活,过去并在经费中撙节一笔,设立‘台湾省籍清寒学生救济金’,工读生的津贴也由本校设法自筹,过去维持三百个名额。
"他认为: "为了本校的教育建设,亦须首先全力解决这些最基本的现实问题,否则侈谈任何教育理想,都是空的。"
傅斯年在台大校长任内七百天,为台大奠定长远制度者有三:一是首倡校务会议,鼓励教授参与校政,此项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采取教员聘任审查制度,全面提高师资水平,资格不合者,拒绝任何关说,这无形中提高了教授的社会地位,使教授们成为人人敬重的清流;三是建立绝对公平的入学考试制度,首创"入闱制度",不论是出题教授或是印题人员皆须进入密不透风的闱场。
曾在这"临时监狱"里坐过三个整夜的屈万里教授回忆说:"他对于招收学生之认真,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介绍学生而不由考试入学的事,固然绝对没有;但就考试说吧,出题时之审慎和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着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个字来形容它,确恰到好处。"傅斯年又向学生提出"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勉词;几年后校务会议通过改"力"为"励",而定这八个字为台大的校训。
台籍教授洪炎秋在《傅斯年和台湾人》一文中,列举傅斯年对台湾人的五大贡献,分别是: (一)破格任用本省人材,罗致台籍知识分子。采用"以资格处寻常之士,不以资格处非常之材"的原则,用人唯贤。(二)毅然决然将台大医学院暨附设医院交给台籍教授来主持。
他知道日据时代,即使有一等头脑也无法从政,只能学医,因此台籍学医者都是一流人才。(三)本着同工同酬原则,拉平本地与大陆来台教职员的待遇。重新调高台籍教职员薪资,使其同工同酬,消除不满的心理。(四)优先保障台籍教师及毕业生出国深造之机会。(五)特设本省清寒学生奖学金,鼓励台籍青年升学。
出身于北大,又曾于抗战胜利后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把当年蔡元培创下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移植到台大校园而融合成"台大精神"。傅斯年曾引述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一句格言,来诠释"台大精神"的内涵,他说: "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他进一步解释说:"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为达此目标,他可说是"勋绩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秘书那廉君说:"傅故校长他说笑话,他说他的办公室不啻是一个杂货店。我觉得,要拿一个适当的比方,这个校长室却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真是‘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
所差的只是唱戏是唱完一本再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在这种情形之下,加上傅故校长向来的事无巨细、躬亲而认真的作风,更加上为了对外接洽联络以至于进行与外界合作的奔波,试想他在办公室里能够做多少事?早被那些不可想象的琐事把时间分夺去了,所以傅故校长对台大的计划以及重要章则和公文的起草,都是夜间在家里办的。
"这对于有病在身的他,真如同他屡次向陈诚说的:"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老命也要赔进去了。"
屈万里则说: "台大六个学院,都还在整顿时期;加上图书馆、热带医学研究所、附设医院、实验林管理处等庞大的附设机构,经常的事务已经繁剧不堪了。而两年以来,意外的事故又层出不穷。诸如房产的纠纷、匪谍案件、附设医院各种事件,纷至沓来。
尤其杨如萍的窃案,使他伤透脑筋。他平生最恨贪污,却不料想台大里也有这种贪污事件之发生,他精神上已负了很大的创伤。而且,关于杨案的公文稿,很多是他亲自撰拟的,文稿之长有的达万字以上。‘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患血压过高病多年的孟真先生,怎么能受得住呢?于是,这一代宗师就为台大而牺牲了!"
傅斯年的清望硕学,世所少有。然因个性峻急又敢言,夙有"傅大炮"之称,也引起不少非议,连国民党营的《中央日报》名记者张力耕也曾作连篇累牍的长文《够大的台大》,对之挞伐,傅斯年几乎全不理会。说他是一特立独行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学者,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而张力耕后来说:"事后我自己也深深觉得批评得太过分,可是傅校长不但不生气,而且对我产生了特别好感,把我当作他的‘小朋友’。以后,每天我去台大采访新闻时,不管他怎样忙,总是把两腿高跷在桌上,衔起大烟斗,同我开谈,常常一谈就是二三小时;从做人到处事,从国际大事到《哈姆雷特(Hamlet)》影片的上演,他像老师教小学生一样待我。
初去我总以为被称为大炮的傅斯年一定是个倨傲万分的怪人。但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后,我才发现到他是一个最和蔼朴实而平民化的学者。"
傅斯年早在一九三二年的《独立评论》发表的《教育崩溃的原因》一文中就说道:"校长不做上三年,办不出事业;教书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学问。"⑤证诸他七百天的台大校长任期,毕竟时间太短了。他的来台湾是以乱世余生的心情,来为台大拼命做事的。
他以老子"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来比喻办学。他为台湾大学殚精竭虑、戮力从公而尽瘁于斯。胡适说:"孟真之死,真可痛惜。朋友之中,很少人能比他的天才之高、见事之敏锐、判断之深刻: 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这样合治学治事于一人,最为难得,也最难企及。"⑥可谓盖棺定论也。
——选自蔡登山著《重数民国往事》,中华书局,2017年1月
① 陈雪屏撰《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7—118页。
② 那廉君撰《傅孟真先生轶事》,《傅斯年印象》,第48页。
③ 郑梓著《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1946—1951)》,1985年,第213页。
④ 《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6页。
⑤ 《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
⑥ 《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