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 梁漱溟逝世3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费孝通

梁济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

国立北京大学

三天之后,梁济投水自尽。他留下遗书发问:“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这一天,距他六十岁寿辰仅有四天。

左:王国维 右:陈寅恪

清末民初大变局之际,传统儒家文化衰落。民初知识分子的自杀,从梁济到王国维,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下了一串长长的省略号。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梁漱溟

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士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新文化运动大潮流中,梁漱溟积极主张“儒家文化才是中国复兴的基石”。 更有学者称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

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

虽然出身于传统士大夫家族,梁漱溟主动放弃了学院生活。他认为挽回民族的危机,关键在于乡村重建。他轰轰烈烈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也在抗战中积极投入后方改善兵役的运动。“不谋衣食,不顾自己,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是梁家的家训,更是梁漱溟对自己的要求。

士者,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有人评价梁漱溟的生命如江河,当得起“厚德载物”四个字。但是梁先生的厚德中庸中又带有狂狷。“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梁漱溟之狂,狂出了意境和真性情,背后有德性和知性作支撑。“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更是他一生贯彻的做人原则。

后人为梁漱溟立的碑

这个世界会好吗?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带着这个问题离开了人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一生,催促着我们继续叩问——如何是路?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民盟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这个世界会好吗》等。

梁漱溟生平图片展

梁漱溟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先生曾自谓“我真是应着民族不幸的命运而出世的一个人啊!” 梁漱溟父亲梁济心忧天下,思想开明,支持维新变法;母亲张滢,白族,云南大理人,温厚明通,提倡女学,参与创办了北京第一家女学“女学传习所”并担任教员。图为1900年前后梁漱溟与祖母、父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视事。因《究元决疑论》一文,蔡元培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图为梁漱溟致范源濂(静生)、蔡元培(鹤卿)的信,及范源濂介绍梁漱溟见蔡元培的名片。

梁漱溟在北大开设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哲学”“儒家哲学”等课程。“儒家哲学”注册学生九十多人,实际听讲者约二百人,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史学家顾颉刚、社会学家孙本文等都是当年听讲的学生。图为马神庙北大校址。

梁漱溟与北大同事在中山公园合影。左起为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梁漱溟与李大钊是“至熟至熟之友”,“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

1922年1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9年已经再版发行八版。该书的出版将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的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李石岑语)。图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题记说明及中文、法文、韩文、日文版的封面。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暑假,梁漱溟毅然辞去北京大学教席。从北大辞职的梁漱溟应王鸿一邀请赴山东筹办曲阜大学,首先接掌曹州中学,创办重华书院。图为当时随梁漱溟到山东办学诸人合影。

1927年梁漱溟应邀南下广州,途经杭州时与马一浮(左二)、熊十力(左三)会面,留影于灵隐寺。这是“现代新儒家三圣”留存的唯一一张合影。

全面抗战爆发,山东乡建院被迫关闭。梁漱溟受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为了对国内团结抗战交换看法,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访问。其间,与毛泽东前后会谈八次,其中两次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没有不舒服之感”。图为梁漱溟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1942年10月18日重阳,梁漱溟五十岁生日时留影于桂林。同年,梁漱溟手书“吾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梁漱溟辞去秘书长,宣布脱离政治,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从事《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图为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勉仁文学院工作时的留影及《中国文化要义》书影。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提及中共进城后,忘了农民是不合适的,工农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等。次日,毛泽东主席讲话,大意谓有人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概是孔孟之徒吧。梁漱溟拒不接受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责,反而要求最高领导作自我批评,收回他的话,会上争持不已。

会后,梁漱溟以“反求诸己”的态度,再三反身自省。此事件之后,梁漱溟获得“反面教员”之名,淡出政治圈,只与少数亲朋至交往来。图为1954年初,梁漱溟独坐新街口小铜井寓所门廊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梁漱溟被抄家。“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夫人陈树棻受殴打,梁漱溟亦遭罚跪,罚扫厕所等。梁漱溟在逆境中依然致力于思考研究,先后写出《儒佛异同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论著。图为记载被抄家之日记手稿。

1970年,政协直属学习组恢复学习,在讨论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时,梁漱溟指出宪法中写入林彪为接班人不妥。图为梁漱溟在《宪法修改草案》上的批注。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因保持沉默而不可得,1974年7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组作长篇讲话两个半天,明确表示“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随后招来约四个月的大批判。9月23日小组会上,梁漱溟答主持人之问,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图为梁漱溟批阅的批孔文章,及1975年致香港友人周植曾的信,信中表明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拒不批孔的立场。

“文革”结束,国家拨乱反正,社会重新走入正轨。1979年底,梁漱溟移居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22号高干楼,在此安度晚年。图为1980年8月,梁漱溟与来访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谈话留影。

1984年,《人心与人生》正式出版,这是作者自认最为重要的一本书。该书发端于1920年代,正式撰写始于1960年,到1966年夏“文革”前已经写完第一至七章。“文革”初期因抄家而资料尽失,暂时中断写作。1970年开始重新写作, 1975年完稿。图为《人心与人生》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