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傅斯腾 胡适与傅斯年(上)

  傅斯年(字孟真)去世之后,胡适在给其夫人俞大彩的唁电中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还说:“孟真待我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卅年如一日。”胡适如此高度评价傅斯年,在他的朋友中似乎还没有第二人。

  1896年3月,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家中,比胡适小五岁。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靠教书聊以度日。傅斯年从小受到家人严格管教,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14岁时,考入天津第一学堂,系统受到近代中等学校教育。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北大文科国学门。这时候的北大文史科,推崇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说,傅斯年曾努力钻研章太炎的国学,因此国学门的执教者对他格外看重,期望他能成为章派国学的传人。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

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傅斯年和他的同学经常到胡适的家里去。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话与争论,对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从可能成为章派国学的继承与传道者,而转变为支持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员大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与傅斯年,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都在不同战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奋战。他们之间也经常互通信息,互相鼓励和支持。

  当初,胡适决定到美国做外交工作,固然是国民政府对他的指派,也与傅斯年真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是分不开的。他曾给傅斯年写信,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并强调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

在驻美大使任中,胡适依靠他的忍辱负重的艰苦工作及其人格魅力,不仅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援助,提升了美国上下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还终于等到了我国抗战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此期间,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炮轰孔祥熙”事件。

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炮轰财政部长孔祥熙,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并穷追猛打,迫使蒋介石免去他的职务。傅斯年个头高,人也胖,敢于仗义执言,人们称他为“傅大炮”。

  胡适在国外奔走呼号,并不被孔祥熙、宋子文等理解,相反还因嫉妒而落井下石,散布一些闲言碎语,并在蒋介石面前暗进谗言。对此,蒋介石已有调回胡适做中研院长之意,后来考虑到他在美国及国际上的影响,才将此事暂时作罢。

1940年6月,蒋介石还是派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到了美国,借以对胡适进行钳制,让胡适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胡适满怀凄楚地对傅斯年说,“我这八九个月的生活可说是‘受罪’”。

  实际上,善于观察与思考的傅斯年,对孔祥熙之流的伎俩了若指掌,也听到了社会上对胡适的不利议论。出于对胡适的爱护,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考虑,1940年8月14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说:“此一纠纷之故,乃在美使一任之时在议论中,而尤在孔(指孔祥熙)之始终反对先生也。

”他还就某些传言,如大使馆机关纪律松懈,管理不严;胡适喜欢个人名誉,到处领取学位等,希望引起他的注意。确实,关于胡适调回就任中研院长一事,对他在国外影响很大。

1941年5月16日,胡适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关于中研院长一事,“我虽不介意,但馆中同人、馆外朋友,都感不安;来电来函问此事的也不少。”但对傅斯年说的“传言”,如“学位”一事,他也给老朋友诉说了自己的“冤枉”。

胡适在美国,由于他在美国上下的广泛影响,更由于他的学者型的人格魅力,许多大学纷纷赠予他名誉学位,他虽力推但终不能辞。他说,“这些东西,饥不能吃,寒不能穿,有何用处?”唯一的好处,就是国外人们总说,你看“中国大使的名誉学位比任何大使多”,胡适认为,“这也是一种国家的体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