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名言 傅斯年的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史学重镇,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建设所做的贡献。其实他是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振衰救弊主张的。
傅斯年一生的壮举,办《新潮》、五四扛大旗、创建史语所,固也。但他还有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两项壮举。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
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成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来终于被罢去了一切职务。傅与蒋在维护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无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后,傅直接受蒋之命处理学潮而未负所托。
蒋对傅的能力胆识是欣赏的。但傅斯年本质上是一名书生。抗战胜利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
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傅斯年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斯年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如对故人,整整和傅斯年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条幅写的是章碣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他以耿直狷介著称,他以脾气暴躁著称,他以疾恶如仇著称,他以雄才独断著称。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充满了眷爱,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
他与陈寅恪的特殊关系就是一显例。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他不忘旧。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难怪陈寅恪对傅斯年那样服膺感佩,写诗称:“天下英雄独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