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现在叫什么 揭周恩来为何没保住燕京大学

核心提示:1951年到1952年底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大学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凤凰卫视5月21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事实上看燕京大学这个学校,很能够看到从民国转向共和国之间的那个转换时期,整个政治社会局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大家又怎么样看待知识分子问题。比如说像燕京大学,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西化的大学对不对,它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嘛,那么而且它有那么强厚的美国背景在后面,又把那么多的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那么所以呢,这么一个非常西化的学校在当时乃至于到共和国时期,它会经过的振动就完全可以想像的到,那么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消逝的燕京》,作者就是著名的民间学者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远。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它做了很多当年燕京有关的人物的访谈,比如说访问了一个燕京的老校友,那就是已经故世的王世襄先生。

今天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很爱玩对不对,他太爱玩了,玩到一个程度就是读书都读不好,所以我上回都还没来得及讲这一段,就是说当时其实这个哈佛的燕京学社上礼拜跟大家介绍过,每年都会派学生从燕京找人去哈佛念博士,那么周一良这些都是这么去的,好,那么王世襄也很爱去。

那么正好当时燕京的历史系主任洪业,也就是后来在哈佛赫赫有名的这个中国史学家,他正好是燕京学社负责人,还和王先生他家,一家人很熟,那么于是他就曾经教训过王世襄,说他太爱玩,不务正业,好好努力过两年或许会有成就。

那么于是呢,有一回他就碰到王世襄,就跟他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员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你想想看这什么关系,就是王世襄的爸爸是洪业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就跟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子侄就说这样的话,后来他还跑去,不止这样,他还跑去跟王世襄的爸爸、妈妈说话,那么他回家之后,就王世襄回家之后告诉自己爸爸、妈妈说你看,你们老朋友洪业先生,把我去哈佛念书的申请给否决掉了,谁知道他父母说洪先生这种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这是那时候的学术的气氛,跟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么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燕京除了有这些跟美国有联系,跟西方有联系的学者之外,还有很多真正的洋学者在这教书。比如说这位周汝昌先生,现在有没有红学大家,他就说道,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迪克,日本人打进来当时的北平,封锁燕园的当天,他最后那一课没能讲完。

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嘛,他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后来再后燕大转其副校的时候,他从美国回来,他就跟他讲说,好,各位首先我要讲完一课,上回还欠那最后没讲完的那课莎士比亚,你们那时候的杨老师是这样子来教书,然后周汝昌先生还记得,说当时他第二次回到燕园,就是打完战,复原之后,他说他那时候耳朵已经坏了,有一个老师叫包贵思女士,她把我安排坐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讲,我平常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了让你能够听清只好提高了。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个小说写一个评论,那么没想到周先生做的非常好,于是包老师就叫他到她家吃完饭。然后,就跟他好好的聊,所以那时候的学校的师生气氛也都还是非常融洽的一个环境,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随着内战的结束,共和国的建立,慢慢慢慢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

当时我们知道后来的燕京大学是没了对不对,已经被并到北大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学校全国性的一个学校的院系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你想想看把那么有名的一个私立大学给并入现存的其他大学里面,恐怕会遭到一些反抗,那么当时的整个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么陈远去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关键人物张大中,他早就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到当年在燕大的时候,地下党其实是非常非常活跃。

1946年,他回到燕京的时候,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学院,那么后来还慢慢参与了就是整个学校的变化过程。

那么他就说道当时他们,1951年到1952年底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那么其实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那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在里面就说道当时的一个老校长陆志伟校长跟美国人的一个通信被公开。

那么这个信里面他写什么呢,他居然对当时的美国人说财产还是你们的,你们走了之后,我们负责帮你们把财产保护好,那么这句你想想看,当时被揭发,那么问题当然就很严重,那么于是这个张大中带领着工作队就动员陆志伟的女儿去批判校长,这个消息传导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引起很坏的反应,他现在回顾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很粗暴,但是这些人过去都做过的老师,老师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但在政治上,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呢。

那么看起来后来很多人是怪这个张大中先生,但是问题是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政治局面底下,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情有理说不清,很委屈,事实上在反问里面,他也很想搞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位谢道渊先生也是后来整个院系调整的时候,做很重要的工作的人,他这里面就说道当时院系调整里面整个过程到底怎么做的呢,他还真不记得了,反正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整个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学校怎么样做的呢,那么就好像不是一个太被记得清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陈远说了一番很意思的话,他说他问起谢道渊当时关于北大社教另一个学校的另一场运动,他忽然写的很激动,我不过是一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们没有问下去。

不过,当我理解完这篇,整理完这篇口述就理解了许多的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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