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哲学研究 郭齐勇: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

20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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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研究 郭齐勇: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一.风骨   熊先生的人格特征

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

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熊十力哲学研究 郭齐勇: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

一、风骨

   熊先生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戒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他指出:

熊十力哲学研究 郭齐勇: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    

   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八年,我们的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熊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时代,虽生活穷困,然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先生拒绝。1946年发生了两次熊十力退回蒋中正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经费的事。

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中正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送给熊,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中正先生,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 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

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拿了国民党官方的钱,人家就要干涉,就要为官方服务,熊十力清醒得很!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流徙于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二、孤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著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

他坚持理想唯心论,从未改易。他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的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

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熊十力1962年5月29日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

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王元化1962年秋持熊先生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前,韦卓民告诉王,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说:“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

”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王回忆说:“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

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面。”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准海中路2068号小楼,被复旦小学、建新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待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

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挤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101中学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熊十力身心俱受摧残,心境悲凉,但求速去。文革刚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弄得莫名其妙,还不断给董必武、陈毅等写信,对文革提出批评。

后来,他不断地在纸条上,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写着对文革的批判。1967年以后,批斗基本结束,熊十力常常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三、创慧

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熊十力是最具有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

什么是“体”?如何去“见”?或者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应它?这便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学和方法学的问题。熊十力正是从这两方面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的。

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回失落了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西方的实证主义,印度的唯识法相之学和中国的汉学考据,在熊十力看来,其根本缺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掩蔽了对於“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

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特性与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

熊十力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

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可见熊先生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同时又是内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即是“本体”及其实践,即是人的最高本质,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须以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善(至善)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本体”,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片之整体。这样的“一体之仁”,可以推广到鸟兽、草木、山水、瓦石。

也就是说,通过内在于人的“仁心”或“明德”之体,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回复成一体。但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回复成一体的中间环节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熊先生强调的就是道德(或社会)践履与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熊十力重建的儒学本体论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以西学作为参照,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有作为外缘的、离开主体客观独存的实体,或超越于主体和客体的“第一因”、“主宰者”,君临万物之上的造物主、上帝。儒学本体论则相反,即反对“把本体当做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反对“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或建立本体。

这就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的“不二”说。他强调天道人道融合为一,循着思孟和陆王心学的“尽心则知性、知天”的路线,将宇宙本体(或实体)内化为心性本体,并对“天人合一”、“孔颜乐处”、“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人生境界作了本体论(即道德形上学)的论证。

第二,以佛学作参照,熊先生高扬了《周易》形上学的生生不息、尊生健动的学说。熊先生之本体学说,不仅重立心性之本体,尤其重开本心之大用。根据他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学说,由即流行即主宰的本体开出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论。

生命本体或心性本体是活泼泼的有内在动力的本体,其变动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及能动性,决非静止的、“耽空滞寂”的自然本体或绝对精神所可比拟,同时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所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