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学生 这19封信札揭开徐复观与恩师熊十力的恩怨
熊十力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张丕介信札 1949年写本
此后,他在书信中几次提及自己不愿赴台。即使在1949年8月同意赴台之议,也是想以台湾为去美国的中转:“赴台暂时可安一会,将来或谋赴美教书,不知能否?若想安于台亦不可能也。”
熊十力也并不很认同去香港的建议。他在信中提到:香港并不容易住,只愿意在危急时考虑去。对留在大陆,当时的熊十力也抱着深深的疑虑。在此期间,熊十力和弟子们讨论过去上海、去重庆、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谈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则说,若不能回乡,则赴台,其心境却是:“不如出游一番,随时随地死了算事。”最终,熊十力的三个学生中,徐复观和牟宗三仓促赴台湾,唐君毅去了香港,只有熊十力留在大陆。
听天由命
熊十力与徐复观们的讨论,不可谓不充分。上到国家大局,小到生活细节,乃至对生命的态度,都一一进入他们的书信中。
各种矛盾交织下,这位新儒家鼻祖又展露其“听天由命”的思想:“我就在此听天由命,亦无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听天,心亦自安也。”
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熊十力也怀着弘道授业的思想学术的探求,“表达的自由”对他而言,意味着生命。在他1949年写给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大意是:在学校,只要能够说想说的话,哪怕是过苦日子,也能够安之若素。可如果,社会不容他说出一些真话,他宁愿饿死。
1949年10月,老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邀请熊十力到北京大学任教。次年3月,熊十力到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自此直至1954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居住于政府安排的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小四合院中,与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等老友毗邻。
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在这段难得的平静时光,熊十力心情应该是舒朗的。他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著作。《原儒》的下卷则在1956年完成,这部书稿上下两卷共计33万余字,重点发觉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到了1960年代,熊十力已年届七旬,身体日渐孱弱,在学问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日渐稀少,精神更趋孤寂。1963年,熊十力在其《存斋随笔》中又一次慨叹:“衰年之苦,莫大(博客,微博)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晚年,熊十力从北京来到上海定居。但他恐怕没有想到,那个“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的阶段最终还是来了。文革时,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也遭到了批斗。关于老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国学大师的1949:在台湾》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情景:“风烛残年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4月,84岁高龄的熊十力与世长辞,上海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而徐复观无论身在台湾或是香港,书柜上永远都放着恩师的照片,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一直想弥补遗憾,甚至在文革结束后试图寻找熊十力的后人,在恩师墓前瞻拜,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