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大人物:蒯大富

蒯大富,四十多年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智擒王光美”使他跻身中国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是却象流星样转瞬即逝,文革开始两年就被打倒。四十年后,走出监狱的他,现在已是一名令人称羡慕的百万富翁。

刚被刘少奇打倒 就被毛泽东救了

毛泽东指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即派工作组到学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向清华派驻工作组,竟是授人以柄,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点燃这场灾难的火柴的竟然是清华学生蒯大富。

1966年6月3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组长叶林及副组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注意。叶林在几天后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清华园文化革命形势是好的,但要防止坏人浑水摸鱼。有一位叫蒯大富的,写大字报说要怀疑一切,公然号召推翻我们现有的一切。难道社会主义也要推翻吗?这是右派言论。”

蒯大富没有接受工作组的批评,他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他甚至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刘少奇知情后,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和“反干扰运动”,召开大会批斗蒯大富,并开除了他的团籍,关押18天。然而,充满“革命”热情的蒯大富在关押期间却非常强硬,并一度以绝食抗议。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蒯大富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蒯大富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蒯大富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蒯大富是头,第一号,叫“蒯派”。

蒯大富当时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就在他自己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时,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蒯大富这才恢复自由。

几天后,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蒯大富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

7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蒯大富个人的汇报,蒯大富回忆说:“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毛泽东于8月5日贴出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而此前一天,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于是获得“解放”。

就这样,蒯大富不但参加了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还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成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掀起“倒刘”狂潮 到达政治顶峰

蒯大富开始结束中共高层频繁的接见(他曾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这是“做梦也不能想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参加造反的决心愈发坚定。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心领神会,于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煽起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顷刻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率清华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他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她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由于周恩来此前曾劝告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离开中南海,就在王光美犹豫不决之际,刘少奇坚持前往。

刘、王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然后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批斗。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4月10号,仿佛是红卫兵的节日。那一天,在蒯大富主持下,清华造反派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资产阶级的旗袍和高跟鞋,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除了王光美,他们还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三百人押来陪斗,创造了文革批斗会的规模第一。

8月5号再行批斗,康生太太曹轶欧担当指挥,毛泽东夫妇派女儿李讷亲临现场观察。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只鞋被踩掉,双臂被反扭着,向巨幅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请罪。

蒯大富坚定不移的“造反精神”很快得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欣赏”。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蒯大富很快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此后,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6月,他们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带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蒯大富也登上了人生的政治高峰。后来,他又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然而,蒯大富只不过是中国“一哥”(毛泽东)和“二哥”(刘少奇)之间斗争的一颗“子弹&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