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救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各部门密切关注 适时人工增雨灭大火
大兴安岭6月30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07时03分报道,大兴安岭地区森林大火发生以来,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线的扑救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针对今天的有利气象条件,指挥部正在密切关注,有机会将适时人工增雨,尽快控制住火势,实现合围。来看中央台记者乔仁慧、黑龙江台记者王军锋、张立波从火灾扑救现场发来的报道。
29日,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前线指挥部向越界火场发起了总攻,火场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随着白天气温的升高,火情反复发生,由于火场多处于高山陡角,平均海拨在800米以上,交通极为不便,消防车辆等大型机具设备难以接近。
扑救主要依靠人力和飞机吊桶作业,坐镇一线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单增庆:现在看总体情况还是能控制得住,简要的说过境火这一块,东南角突出500多米一个口子,现在正在全力扑打。另外一个火场现在麻烦点,现在差人。
内蒙古越界1号火场和1117高地火场共同构成了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的两大主要战场。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李海涛:一号火场飞机吊桶作业也参与了,主要控制火头的火势,这个火场我们准备利用今天夜里和明天凌晨有利的天气条件,争取尽快实现全线合围。其他火点,主要是1117高地,主要集中调动兵力,采取点烧和扑救相结合的方式扑打北部火线,争取尽早控制火势实现合围。
除了这两大火场外,几天来,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大兴安岭林区接连发生了多起雷击火,目前仍有东方红40号火场、飞虎山5号火场等存在明火。气象预报分析30日凌晨3点到早8点有一个降雨过程,指挥部同时增调救援飞机增加吊桶作业并全面做好人工增雨准备配合火灾扑救。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李海涛:现在还在争调两架米-171,还在积极协调米-26,我们也密切关注火场天气变化,每3小时一次气象报告,现在呢又从大庆、黑河调集到了8台人工降雨作业车,调了两架人工增雨飞机,只要条件具备就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对这项措施寄了很大厚望。
蒯（kuǎi）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著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载于《天涯》1998年第一期）。
人物经历
文革前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
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
蒯大富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蒯大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蒯大富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比较成熟，形成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性格。与同学们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也使蒯大富善于与人相处及超出同龄人的组织能力。
高中时期，蒯大富就是学生干部，他不仅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蒯大富在学校政治上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是标准的好学生。学校对他也极为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在当年想要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时团员人数少，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队员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文革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
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
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
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
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后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
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曾有消息称，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