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市周耀辉 评论:周耀辉寻找乌托邦
“也许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安全感缺失吧,我们需要占有很多东西来确保安全感,好像稍微放松一点就会失去。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对感情有信心,就不需要那么紧张。而且,不是你想占有就可以占有的,人人都想占有很多东西,我想占有健康,可能吗?”
虽然远在国外,但对香港,他仍然情深缱绻。
在黄耀明看来,香港人真正的千禧年是1997,1997之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远在荷兰的周耀辉隔着时空的距离,看得更真切。
2008年,又是因为失去那个爱人,周耀辉离开荷兰,前往北京住了3个月。他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没事儿就一个人到处走走,听听音乐。在北京,他和左小祖咒、周云蓬都成了朋友。现在他觉得,回归也许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趋同变成了新的趋势。“一群北京人,一群成都人,一群香港人,他们都能听到我写的歌,而他们告诉我的感受都很一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感想越来越一样。”
希望人变回人
2011年,周耀辉为黄耀明写了首新歌《下流》。歌词里这样写,“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这不是周耀辉第一次涉猎社会题材,除却处女作《爱在瘟疫蔓延时》,他还写过同性恋、政治纷争、社会动荡、历史纠葛甚至宗教禁忌。
写词22年,周耀辉写下这样一句,“慢慢,也就明白文字语言无非求个明白。若找不到明白的人,你识的字便没有意义;若有一个明白的人在,你所说的什么也就有了意义。”
谈及这首《下流》,他还是由衷希望能引起社会共鸣。
“我这几年去多了内地,听到、读到些故事,知道在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还有种种奇怪的事情,所以会写这样的歌词。我不会不理解这样的事,我理解,可这不代表我同意。户口为什么要管得这么严,就是因为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不想分出自己的利益。
管理往往是要保住原来的局面,不想改变或是不按照自己意思去变。现在我看到很多不公平,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只能写东西。我不是一个善于呼喊的人,不懂得怎么呼喊,可我心里却有很多呼声,便寄予了词作。
他坚持每年往往返于荷兰和香港,因为荷兰人一年可以放两个月假,每周只工作34小时,香港人却始终疲于奔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只需要考虑一条路,赚钱。读书也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个比较好的工作。我在大学教书,鼓励学生出去,他们说有个实际问题,毕业后在外旅游一段时间,简历就不会好看。
但荷兰年轻人完全不会思考这些问题。这让我觉得可悲,学生就是求学,为什么要有成年人的思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好像我们把生命都给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