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与陈庭敬的关系 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康熙的问题如何回答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八,于成龙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七月,有大臣到江南出差,回来后,康熙皇帝问他,于成龙居官如何。那大臣回答,成龙居官甚清,但因轻信,有时被下属欺骗。康熙反驳说,于成龙素性耿直,被下属欺骗的话是那些嫉恨的人造谣。
然后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自古清官廉吏难得,康熙难免感慨。即使是于成龙死后二十多年还念念不忘。康熙四十二年,于成龙的孙子于准上京觐见,康熙向周围大学士、尚书等介绍,他就是老总督的孙子啊。
又详细问询于成龙的墓茔所在,随即御笔赐匾“高行清粹”,还和于准说,“尔祖宽严并济,人所难学”。4年后,康熙南巡,到了江南,又想起这位老总督,写了一副对联褒奖于成龙,“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
于成龙难学官员学不来也不愿意学
于成龙逝世二十多年后,康熙想起来并对之褒扬,也许出于他对朝局的忧虑以及朝臣们婉转的批评。时当康熙朝晚期,为求仁君美名,康熙治政一味宽厚,对臣子的贪腐时常放纵,加上诸王夺嫡,各个争权夺利,拉帮结派,对亲信的不法行为也诸般包庇,康熙看在眼里,但很多时候也无可奈何。
所以见了于准,对他曾经是“天下第一廉吏”的爷爷,不赞清廉,反而说“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尽管那时,清官廉吏朝中未必没有,但举目皆是平庸因循甚至私欲极盛之辈,不复初年“廉吏辈出,吏治蒸蒸”的景象,由不得康熙不怀念。
而两年前,类似的感慨康熙就已发过,当时著名廉吏、都御使郭琇以病乞休,康熙也说,“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
更让康熙感慨的是,在那时,其实他已经把廉吏的标准放得非常低了。康熙有一句话:“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明清以来,中央要求地方缴纳赋税,全部折成白银。而将缴纳来的碎银重铸成大银锭,难免会有损耗,这就叫火耗。
为能足额缴纳,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就会多征一些,名曰“火耗银”,既补充地方行政费用,也供给官员花费,但往往加征的会远过于实际损耗,这就给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一般征收一两白银,会加征二三钱火耗,而多的会有四五钱(一两十钱),赋税少的地方,火耗银甚至会倍于赋税。
于成龙在两江时,就以火耗之弊“害民最众,累民最甚”,屡次申饬,不许暗加火耗,康熙一朝也是屡屡降旨禁绝火耗,但屡禁不止,只好默认,“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意味着贪污赋税百分之一(一钱十分),还算是清官。
如此看来,“人所难学”于成龙的地方,根本不是他的“宽严并济”,是他的清介自持。于成龙是薪俸之外,一分不取,做官根本不以“温饱为念”,甚至都不顾及家人。
他去罗城上任,将家中的地契文书都交给长子于廷翼,并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从此宦海二十多年,一分一厘也没往家里拿过,反而还要家里贴补,到死后,遗物仅仅是布袍一领、米数斗、盐豉数瓶而已。但俗语“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读书人十年寒窗,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不是要过穷日子,谁愿意去学于成龙呢?
腐败之风伴清朝始终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鉴于康熙之失,开始整肃吏治。一方面是铁腕反腐,挣下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严厉到收缴赃款,要旁及亲戚;偿还亏空,自己还不上,子孙也不能幸免。但另一方面,也知晓地方官员薪俸太低,支取火耗在所难免,所以,采取了“火耗归公,下发养廉银”的政策防止腐败。
养廉银的数量,一般都在薪俸一二十倍。比如于成龙任知县,薪俸45两,但养廉银却可能高到数百甚至上千两,等到他任总督,薪俸180两,而养廉银最高可以领两万两。
像于成龙这样的官员,有了这笔钱,做起清官,当然是后顾无忧,然而,“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雍正皇帝高薪养廉的政策,实际上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养廉银再高也有限,但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觉得他父皇太严苛了些,就要效仿他爷爷的宽厚,从此吏治废弛,尤其是晚年宠幸和珅。
和珅在乾隆四十一年当上军机大臣,成为帝国宰辅,操持朝政二十多年。和珅爱钱,不仅贪婪,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当上军机大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肥缺还兼了8年(就是说,副总理要兼北京税务局局长),非得等到皇帝发话他才肯放手;又发明了议罪银制度,就是官员犯罪,缴一笔钱给皇帝就能没事(和珅是经手人,自然过手不穷),大受贪官污吏欢迎,但吏治糜烂也不可收拾。
到嘉庆四年被抄家,有个数字说将金银、田地、文物珍玩折合成白银的话,达9亿两,是大清十年的岁入,换算成人民币,是4000亿元!民间自此有了俗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嘉庆的反腐,止于和珅及其主要党羽,所以声势再浩大,也是个例,与和珅无关或者关系不深的官员,心中不会有所反省。而且,整个官场风气如此,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就这样,随着腐败状况的不断扩大深化,即便到了灭亡边缘,也无改观。
清末的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婪成性,卖官鬻爵,人称“老庆记公司”。另据阎锡山自述,当时他回国后担任新军标统,他的上司姚鸿发说,给5000两白银,姚就能给阎锡山运动一个协统的职位。
协统是山西新军的最高长官,也就是说,只要掏钱,军权就能卖给革命党——清朝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 自乾嘉后,“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这样的问题,无论皇帝还是大臣,肯定没人再问,没有答案不说,分明是打自己的脸呢。
康熙之问实际上是呼唤
某种程度上,官员贪腐,也不是皇帝纵容的结果。康熙、雍正反腐倡廉自然不用说,乾隆对廉吏也是念念不忘,有“山西名臣第一”美誉的孙家淦就是被乾隆特旨提拔的,最后做到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而嘉庆,为做臣民楷模,自我约束非常严格,是清朝最俭朴的皇帝,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的腐败,基本上是一种公开化、制度性的腐败,绝不是树立一两个廉吏就能扭转,就算康熙初年廉吏辈出,也是历代王朝初创期都会出现的现象,人数再多,也是偶然。
这种公开化、制度性的腐败,前述火耗银、议罪银是例子,捐纳更是危害最深、影响最坏的一个。卖官鬻爵无朝不有,但只有在清朝,却成为国家制度,京官尚书、侍郎以下(吏部和礼部的官员也不卖),地方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以下,无官不可卖,明码实价,童叟无欺。
政治还算清明的时候,很多捐来的官儿只能充作脸面,并不一定会上任,但朝廷一放松,那些捐官儿再掏一笔钱,就能得到实缺。当官位成了买卖,自然要计较投入和回报,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简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捐官之中,当然也不尽然是贪腐之辈,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最初出仕也是以举人身份捐官,然而捐官终究还是清朝吏治大坏的主要原因。 更深层次说,腐败本身就是君主集权的伴生品。
君主将权力集于一身,唯恐旁落,但一人又无法治理庞大帝国,只得分遣官吏。每一个官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又是一个微缩版的君主,生杀予夺尽操一人之手,没人可制约。如此,或者以权力换取利益,或者向权力赎买安全,是他和他治下任何一个人最理性最自然的选择。
而所有的清官,让他成为清官的唯一原因只是道德观念较强,而道德操守往往会在权力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利益前败下阵去,指望道德观念能约束官员不贪腐,无异缘木求鱼,“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康熙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哀叹。
也就是到了现在,当我们建立起一整套反腐制度,比如预防职务犯罪制度,比如官员监督制度,比如财产公开制度等等,并落到实处,才对康熙“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之问有真正和无愧的回答。
本报记者 李遇
链接 于成龙廉政格言
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 ——《再陈粤西事宜》 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 ——《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饶得男盗女娼。
——《八闽藩司紫薇堂一联》 为民上者不身先俭朴,以躬导之,彼蚩蚩若辈何知物之当惜,福之不可尽享耶?夫饥固不可,果腹则已;寒固难禁,苟煖辄休。安在粗粝蔬瓠之不可充腹,而布絮素衣之不可适体也? ——《严禁奢靡檄》 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
近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 ——《示亲民官自省六戒》 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孥连累。
——《示亲民官自省六戒》 从来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极繁多,而取之能廉洁者也。 ——《兴利除弊条约》 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贼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报应也。 ——《禁送节礼谕》 惟俭助廉。 ——《劝令节费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