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邹容 邹容章炳麟被判监禁三年的经过

1903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要求,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将《苏报》主要撰稿人章太炎、《革命军》作者邹容等人拘捕,并查封了《苏报》报馆。后来章、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二年监禁,邹容最后瘐死狱中。这就是素有"晚清最后文字狱"之称的上海苏报案。

关于《苏报》

《苏报》名义上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报纸,馆主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署注册,聘请当时的沪上文人邹弢为主笔,主要刊登一些市井琐事、社会新闻,报纸影响力很小,读者反映平平。

1898年前后,前江西铅山知县陈范将《苏报》买下,聘江苏常州人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言论日趋维新。

当时在上海租界,一些激进的海外回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他们定期在张园集会,发表演说鼓吹革命,抨击清政府内政外交,更希望有一"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

而身为中国教育会成员的陈范此时正为《苏报》的稿源匮乏一筹莫展,于是便与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商议,由学社社员轮流为《苏报》撰写时评稿件,报馆每月赞助学社100元作为活动经费。此来一则报馆有了稿源;二则学社有了发表言论的阵地,并且还略有收入,双方对此一拍即合。1903年年初,为扩大销路,《苏报》又专设了"学界风潮"专栏,记述当时的东南学潮,以期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1903年5月底,陈范延聘才华横溢的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爱国学社成员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上任后,即对报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断发表反满排清文章,言辞颇为激烈。

一个多月内,《苏报》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了《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极力推荐邹容的力作《革命军》。

6月29日,《苏报》又以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著名政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以激昂、饱满的笔触赞美革命:"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文章甚至直呼光绪皇帝之名痛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苏报》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到几十处,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大有"鼓动风潮"之势。

据与陈范相交甚深的章士钊回忆,陈范对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革命志向并不了解,章士钊曾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这样说道:"余之隐志,向与炳麟(章太炎)容私相计划,心摹力追,如上云云者,全为梦坡(陈范)所不及知。"

作为一名去职的官员,陈范虽有维新意识但却未必有革命思想,他请章士钊担任主笔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宣传革命,而是看中了章士钊的才华,并希冀以此打开报纸的销路,后来陈范对章士钊等人的激烈言论不予干涉,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陈范万万没有料到日后他竟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陈范的常州乡党、著名学者蒋维乔日后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说:"苏报案中,拿办六人,除章、邹入狱外,余四人,或逃或避,唯陈梦坡虽逃而受祸最酷,苏报馆产业被没收,儿子失踪,家破人亡。"

被捕前后

《苏报》鼓吹革命之举虽誉满沪上,但也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首先关注此事的是工部尚书、商约大臣吕海寰,当时他正在上海,见有人竟公开抨击、痛斥朝廷,便函告江苏巡抚恩寿并提供了名单,请其查办张园演说的首要分子。6月末,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上海道台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

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苏报》主笔章士钊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而具体负责查办此案的清政府官员是南京陆师学堂校长(总办)俞明震,据说章士钊是俞明震的得意门生,章士钊曾这样回忆:"余陆师学生也,向为俞先生(指俞明震)所赏拔。

顾余为革命故,不得不与俞先生翻异,率高材生三十余辈退学至沪。乃先生阳怒而阴佐之,其情不为世人所知。"这就是章士钊虽身为报馆主笔,但在苏报案中却毫发无损的主要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张园演说中的激进分子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也因得到官府有关人士的关照而顺利脱身。

1903年6月29日,也就是《苏报》刊发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当天,在清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钱宝仁(钱允生)、陈吉甫(程吉甫)、陈梦坡、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7人的拘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