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鑫之死 周荣鑫:支持小平 恢复高考第一人 改革发音 壮志未酬身先死
深得周恩来的信任 1961年,周荣鑫被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1962年调国务院任代理秘书长,1964年经人代会批准任秘书长。周荣鑫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只有40多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他的虚心和对老同志的尊重爱护使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
周荣鑫上任后,下令取消了政协礼堂,即每个星期六给干部和其家属们安排的电影晚会。那时,每个星期六晚上,政协礼堂都会上映最新的国内外电影,而到社会上公映往往会在半年到一年以后。
周荣鑫对孩子们的优越感很看不惯。他说:把你们都惯坏了,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老百姓会对我们党有意见的。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要求下,国务院带头制定了关于用车住房等严格的规章制度,连开会喝杯茶都要交钱。
对这些制度,周荣鑫都严格执行。他的孩子到医务室看病不能坐他的车,周荣鑫就带着女儿,天天步行绕北海一圈,进中南海北门去上班。步行上班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后才不得不改。 “文革”初期,周荣鑫经常受周恩来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去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
毛泽东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周恩来都会要周荣鑫去核实各位部长们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
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周荣鑫气得哭笑不得,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学生们还给周恩来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来。
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周荣鑫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周荣鑫下手了。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恩来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恩来要周荣鑫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住,周荣鑫这才被保护起来。
上任之初整改教育 1975年初,在筹备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草拟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提名,要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为了教育部部长的人选,政治局经过30多次会议的争论,直到毛主席亲自点头,才最后定论。
周荣鑫上任后,坚定地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战线大声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提出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一概当作资产阶级。
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他说:“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一方面要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怎么行?”“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
教育战线的形而上学很猖狂”。 周荣鑫亲自到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要求大学招生要经过文化考核。毛远新借着张铁生交白卷制造了个“朝农经验”,要求大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后必须回农村。周荣鑫回家说,毛远新的“社来社去”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
难道农民的孩子就不能进城?大学毕业生应该哪里需要去哪里。 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上大学,他提出在中小学10年制的基础上再学2年大学基础课程的想法。他还和大寨的郭凤莲商量,准备在山西昔阳搞10年制加2年读大学的试点。
为恢复高考所做的努力 1975年夏,邓小平和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 当时还处于“文革”中,仍在开课的大学寥寥无几,而它们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
1971年8月13日,中央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这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的科学现状。
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32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此外,随着毛泽东在1974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 周恩来在1974年12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
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
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订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年1月担任教育部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
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
从5月到9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3年里学到的东西。
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 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9月26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
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
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
未尽的心愿 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
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
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直到1977年8月,恢复高考的决定才最终定下。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讨论的重点是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
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
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7年8月28日,周荣鑫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一年多后,中央终于给他平反,并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