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乡村现代化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救国梦
民族救亡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大主题,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选择通过兴办教育来复兴农村,进而实现民族自救。而卢作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选择的自救方法不是救亡,而是建国,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于是他选择实业救国,结合实业和农村建设,把乡村打造成一个现代化都市,并以此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经营参考”的样板。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大批精英到农村建立实验区,试图改造农村曲线救国。精英们改造农村方式不一,各有侧重。其中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晏等人“教育救活农村”的模式影响颇大。这种模式的共同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就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起于乡村的破坏,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二是风气改变。
而引起风气变化的原因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因为“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自变法维新一直到现在,其中有好几次的变化,有好些地方变化;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三年一变,二年一变,孙猴子有七十二变,中国人变的也和他差不多了。——旧的玩儿几乎通统被变的没有了!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晏阳初等人认为在乡村建立学校,通过教育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最初,卢作孚也是“教育救活农村”的崇尚者。1916年,青年卢作孚便提出“教育救国”的见解:“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自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法门。”他认为国内兵(内战)匪、政治纠纷等诸多问题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教育,“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担任沪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和成都通俗教育馆长期间,大力提倡新教育,积极开展民众教育、通俗教育。
1)教育救国失败,卢作孚转向实业,并开始在北碚作乡村建设实验
卢作孚这两次教育救国尝试终因“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而被迫中止。卢作孚认识到,依靠军阀办教育的路根本行不通,“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在教育救国失败后,卢作孚选择实业救国,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并在北碚作乡村建设实验,把实业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民生公司为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
2)乡村不愿“被建设”,也有疑虑称“哪有这样做好事的?”
精英们要在农村实现其构想,其过程并不顺利。无论精英们的设想如何美丽,对于农民来说,实在太虚无缥缈了,即便建设起来了,村民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你就给他们说得十分明白了,他们也是不会感觉这事情的需要的。”
卢作孚举两个例子:“一个例是:我们要改良巴县北碚市场的街道,许多老百姓便大骂特骂起来。说是: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又一个例是,我们不要一个钱帮助各乡场的小孩子点种牛痘,许多人都劝别的人切不要抱小孩子来点种。
他说:哪有这样做好事的?他今天不问你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子要死了,他才问你要!”“由这两个例看起来,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乡村建设》,《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着重发展经济,让村民“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让村民接受“建设”
如何让农村明白“乡村建设”的意义,既然他们不会感觉这事情的需要,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现实需要显然是靠谱的做法,有了教育救国的教训后,他在建设乡村时,除了发展农村教育外,还特别强调农村经济的重要,为农民谋实在的福祉,卢作孚在谈及乡村建设的目的时称:
“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么样减轻痛苦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给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地方、准备东西,尤其是准备办法。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这便是我们要讲的建设的意义。”(《乡村建设》,《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重视乡村民主,成立市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市民直选产生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视乡村民主,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他倡导并积极主持成立“北碚里(市)民代表大会”。市民代表,不是由上级指派,而是由市民直选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1930年5月17日《嘉陵江报》以《北碚的市民会议》为题,报道了市民会议的情况:
“到会的百有余人,他们议决了好几桩事情:(1)禁止市中铺户沿街洗凉衣服及喂敞猪。(2)街面及所售生熟食物,须检查清洁,预防疾疫。(3)设蓄水池预防火灾。(4)各街一律搭设棚。前两项原由峡防局规定实行;第三项亦为各市民所感需要。
第四项把提议一出,起初意见纷歧……有的说出不起钱,有的说已制好了布棚……结果因全场有人明白解释,又有峡防局帮款并派兵担任工作,而且他们都爱好美名,想要保持北碚人‘同心同德’的讲评,也竟一致通过了。”
3)北碚民众处理公务纯熟,卢作孚感叹“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
卢作孚试图通过让民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以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尤其是进入现代的经营。”历来民众被认定为不懂合作,不会处理公共事务,一旦民主了,就只会你争我斗。但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北碚民众处理公共事务的技艺就已经相当纯熟,让卢作孚感叹“你看这群老百姓是何等做好他们公众的事情”:
譬如,北碚地势低,遭遇洪水威胁,于是民众召开市民会议讨论治水,最后决定全市总动员。“除市集的日期外,八百五十余家人,每家人皆担任运石、运泥,每天由一挑以至五挑。各种营业的人,不问卖米的、卖肉的都出钱,都由他们决定。
尤其是私人的厕所,由警察指定为公用,一向粪是肥料,年有收益,仍然是私人的;召集这许多私人一度会议之后,这许多收益都让归公有了。这许多钱来雇用筑堤的工人,每天加以数百市民在那里工作,狂呼歌唱,非常热烈。
许多老年人亦常在那里欣赏他们的工作,尤其是选举了二十位执行委员,必常常有人在那里照料、指挥并处理各种问题。每夜必开会一次,都列席,列席的人都发言。对于一个问题必提意见。必考虑批评他人的意见,必得一个共同承认的方案。
让我们偶然去参加两次会议,亦震惊他们勇往和紧张的精神。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你看这群老百姓是何等做好他们公众的事情!”(《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卢作孚视乡村建设为“小小的试验”,供国家现代化建设参考
抗日救亡在当时是时代的主题,对于如何救亡,卢作孚认为根本办法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农村,他设想通过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和参考:
“作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一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
……而这一种创造的工作,是要在安定的秩序下面才能前进起来;所以首先要创造的尤其是安定的秩序。我们依着这样的程序在这一乡村里为中华民国作小小的试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其经营止于一点,其帮助则愿意到各方面。”(《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但内战结束后,国家接管了所有“乡村现代化实验”的成果
卢作孚于1929年担任峡防局局长后开始建设北碚,持续了五、六年,此后,由其弟卢子英继续主持。内战结束后,北碚的建设基本上实现了卢作孚原本的设想。经济方面,有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文教事业方面有中国唯一一家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北碚图书馆、以及各类中小学及文化补习夜校、报馆,社会公共事业有北碚公园、民生医院,通电通水通道路。
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在抗日救亡的时刻,卢作孚本意是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参考来实现民族自救,但是内战结束后,他的一番事业却被“国家”接管了。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接管了原北碚管理局(编者注:即原峡防局,是北碚自治机构,负责北碚建设)原所属大小单位52个。(《北碚文史资料 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P98页)
3)同时国家同化北碚: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除了接管事业,还对当时管理局负责人等人进行统战工作:
“文教接管部把加强对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和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来抓。对原管理局负责人及文教系统的上层民主人士,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军管分会和文教接管部的领导还经常同他们谈话,以消除疑虑,提高认识,启发自觉;对原则问题不让步,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对学校教职工和文化单位的人员,对他们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策,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转变立场,分清敌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北碚文史资料 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P98页)
当时管理局局长卢子英是卢作孚的兄弟。接管人员称:“卢氏一兄弟在北碚经营了近30年,掌握了70%的资源,大小干部多是他一手培养的。在北碚卢子英的命令比国民党的命令还关火些。他的作风也比较开明,因此北碚人民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北碚文史资料 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P373页)
在统战和策反卢子英时,工作人员根据上级指示与其谈了八条意见:第一要集中武装力量,维护好北碚治安,迎接解放军到来;其次,保护企业公司安全不受破坏,造册制表财产不能转移;第四,保护民主人士安全;第五,一边迎接解放,一边保证机关工作正常,学校不停课,工厂不停产;第六,准备物资迎接解放军;第七,做好准备应付国民党溃军;第八,管理局人员不遣散,档案文书不转移。
卢子英对此都表示没有问题,而对第三条“要求其掌握时机,扣押国民党特务”,卢子英则表示:“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工作人员称:“保护好北碚,也就是保护了他的事业、财产和地位,因此他早就说过:‘只怕乱,不怕变,变则光明,乱则毁灭’。他对迎接解放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北碚文史资料 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P 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