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钟故居 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
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其实我一向怕记外国人名,所以极少读外国文学,几乎未读过傅雷的译著,只读过人尽皆知的《傅雷家书》。作为翻译家、文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
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远东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二者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当年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建有大量西班牙式庭院,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江苏路虽仍有昔日风貌,但也经历了道路拓宽等各种工程,与旧时格局有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这也是我极爱的一条路,遍布洋楼与故居)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
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包围,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有些已消失。这个城市过往,正被现代化所侵蚀。这条里弄也叫安定坊,据载建于1936年,共18幢楼,各带花园。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但三楼是尖顶阁楼,所以也可称为假三层。小楼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倒是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据说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据说,当年小楼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则是两个孩子和保姆的卧室。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一写就的。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可惜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摧残殆尽。
其实,在此之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历次运动中,好人往往逃不过一劫。何况,傅雷绝不是那种擅长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谓"老好人",而是有原则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笔名"怒安"便足以为证,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在那个年代,却注定招祸。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祸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都没有工作单位,只是在家译稿,他很少见人,当然很少说话,又因为没有单位的缘故,各单位或院校的红卫兵着实没有理由来找他,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了,因为傅雷有名,因为他跟其他必须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有联系,也因为他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没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傅雷没有工作,被野蛮剥夺了印数稿酬,生活困顿,但在红卫兵眼中,抽烟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弹钢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须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