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 见证工作重点大转折时期党报新闻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这一历史进程,党报清除了“假大空长”的文风,恢复了党报的优良传统。运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强化经济报道,尤其是突出农村经济政策宣传,成为工作重点大转折时期党报新闻改革的亮点。

笔者当时作为南方日报社一线的记者,与许多记者一样,深入农村基层,为农民取得生产自主权、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鼓与呼。党报新闻改革中形成的强大舆论,推动了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

清除“假大空长”的文风,记者从关在门里“找观点、套事例”转向深入农村第一线采写真实动人的故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工作的中心,也自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0年,那么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农村开始的,即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解决温饱问题。最终,解放了的生产力促使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党报自然跟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新闻报道,并在新闻实践中拨乱反正,积极推动新闻报道的改革。

当时我所在的南方日报社新闻报道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农村政策宣传。记者在新闻报道改革中,首先要转变作风和文风。关在房里冥思苦想观点的状况改变了,记者纷纷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采访。那时,我受命担任了南方日报社驻梅县地区(现改为梅州市)记者站的站长,而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农村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后来常说的“大包干”责任制。

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改革,我可以说是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常常到公社、大队、生产队采访,住在公社的简易房子里,有时还住到大队部或生产队农民家里,直接听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陆续写出了一批关于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稿件。

我当时写的通讯有《生产队里的“君子协定”》《万元户订报》《“官办”不灵政策灵》《形势好不好?去问阿六嫂》《胡瑞娘喜谈“冒尖”》《“鱼缸”参观记》《在陈家住宅作客》《“苦恼兄弟”三喜临门》《在妇女当家的村子里》《柚王与师傅》,等等。

从稿件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们到了农村最基层采访,再看内文就可看出我们写出的都是具体、真实、生动的故事。报道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有消息、通讯、述评,还拓展到采访札记、调查报告、记者来信、专题讨论等。文章力求短小精悍,当时有人对新闻改革写过这样的评论:《短些,短些,再短些》。

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报道,推动媒体从脱离群众的“假大空长”的文风中走出来,报纸变得可读、可亲、可信了。至于后来发展到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那是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的新闻改革。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突出当时最紧迫的农业报道,而农业报道又把重心放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打好农业这个基础则是当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国内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各种食品供应都还得凭票证,完全实行计划供应。所以,工作重点转移是从农村开始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

南方日报社在讨论和制订当时的报纸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突出宣传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思想”,要求从版面安排上突出经济宣传这一中心,那段时间尤其要特别突出农业宣传。为此,地方稿要占全部版面的60%,有关农业(包括支农、农业科技)方面的稿要占地方稿的60%,一版的头条农业报道也要占60%。在每天的评报会和每周例行的编务会上,要评议农业报道版面落实的情况。

1979年1月至9月,《南方日报》专门开展了“怎样把广东农业迅速搞上去”的大讨论,在讨论中运用消息、通讯、评论、来信等多种形式。在这一议题中,又把农村经济政策宣传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全会后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做好农村工作的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出台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放宽政策”,报纸的宣传中常常可以看到这句话,那是针对过去对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收得很紧而提出来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农民的生产自主权,要放宽,而不是收紧。当时有的人对“放宽政策”有扺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实行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还是想不通。说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

然而“中间”即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的领导干部是有抵触情绪的。针对这种情况,《南方日报》解放思想,旗帜鲜明,联系广东的实际,深入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其实,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的许多党报都是这样做的。

作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改革开放步行子快一点,省委领导利用党报的影响力,在全省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任仲夷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深入农村调研,发表关于“三顺”的谈话,《南方日报》及时进行宣传。

那是1981年5月,任仲夷到梅州市五华县等地考察,我跟着他下乡。任仲夷调研了五华县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他听基层干部介绍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华县委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抓住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一长期未解决的要害问题来开刀,使全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更是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粮食丰收之后,有的大队的农民挑着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稻谷作征购粮,以舞狮队、锣鼓队作先导,一路燃放着鞭炮,往粮所交售征购粮,早晚两造的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造就完成了。

任仲夷很兴奋,认为这对全省其他地方很有指导意义,他一边调研一边讲:现在是顺心——顺了农民心意,顺路——顺了社会主义之路,顺手——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我听了很感兴趣,就向任仲夷汇报了自己的报道设想,以“三顺”为题报道一下五华的大好形势。任仲夷同意了。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并结合五华县的情况,我写了《顺心·顺手·顺路》的通讯,很快就在《南方日报》发表出来了。

这篇文章传达了任仲夷和省委对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看法,至此广东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是是非非已有了权威的结论,全省各地农村不留死角全面推行了这一责任制。

各地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冒出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南方日报又派出大批记者进行深入采访。1980年1月至8月,《南方日报》开辟了“使农民尽快富起来”的专栏,发表了《政策壮胆,敢于致富》《靠科学致富》《让孙悟空式的“能人”大显身手》《百万富队的启示》《南海县委朝思暮想让农民尽快富起来》等有针对性的报道百余篇。

1983年1月2日,中央发出的一号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高度评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不仅给农民和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送上了“定心丸”,对伴随着农村改革而进行新闻报道改革的报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的报道中,批评报道成为有特色的报道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南方日报》除了实事求是联系农村的实际做好政策宣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批评报道。批评报道也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有关,主要是抓住阻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以极“左”的“土政策”及“规定”压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反面典型,进行曝光和剖析。

1979年10月28日,《南方日报》头版以“这样对待责任制行吗?”为主题,发表了一封《如此“纠偏”真叫人想不通》的读者来信,批评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委把实行责任制当作错误倾向进行批判。当时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委要求,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一律纠正过来。

南方日报编辑部看了读者来信之后,与当地联系,县委不仅不认为自己有错,还送来为他们错误看法辩护的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八大危害,而没有一点好处。编辑部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很有必要在报上开展讨论。

于是,不仅刊发了来信,还同时附上乳源县委为自己辩护的调查材料,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提出,希望大家“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对此事件发表意见”。这一批评报道,在广东农村引发强烈反响。各地都纷纷联系这一案例开展讨论,南方日报编辑部收到300多封来信,选择了其中几十封刊发。此外还发表评论,对这一事件表明看法。

报社领导对进行批评报道的记者总是予以支持和保护。曾有公社书记写信到报社告我的状,事情起因是我写的一篇报道。过去在“以粮为纲”(实为“以粮唯一”)的指导方针下,冬种只能种小麦。农民认为,冬种小麦会种瘦田,影响第二年的早造和晚造,三造与两造的总产量是一样的,建议冬种轮作,有时种小麦,有时种蚕豆或蔬菜,有些田实行冬季休耕。

这种轮作保持地力的做法是农民长期实践的经验之谈,但冬种的面积是层层下达的,谁完成不了谁就要挨批,因此农民对这种“长官意志”的做法很反感,我在农村基层采访时农民期待我就此事呼吁一下。

我便写了一篇带述评的通讯《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刊发在《南方日报》头版,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了硬要按“长官意志”办事,由上头下达种这种那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死任务”的做法。

稿件见报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论。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叫好,但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有一名公社书记写了一封告状信给报社,列举了一条条“理由”痛斥我的“谬论”。

他还说,现在基层干部对农业生产都没有指挥权了,农民很难管了,你们还说不按“长官意志”办,你们想干啥?这名公社书记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

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

报社领导很了解这些情况,因此对这位公社书记的无理责难不仅不予理睬,还发通报表扬了我,说我抓住了当前农村要解决的问题,且抓得非常及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我们那时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面对各种阻力和压力,作为党报记者的我们迎难而上,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大转折的关头,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以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探索党报改革发展之路,在媒体的转型中继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