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书被禁 于建嵘当村官 一种理想精神的回归
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乡担任安章村村主任助理。则戎乡日前证实,确有此事,于建嵘将到安章村挂职,指导乡村建设。于峥嵘表态:“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据9月15日《贵州晚报》)。
作为一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并敢于直言的学者,于建嵘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据昨天早上于建嵘最新的微博信息,他已经坐上了前往兴义市的飞机,看来,于教授离正式“就任”村官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这些年,学者、明星“转行”做官的虽然不少,但多数无非是“名利场”的花边新闻而已。与他们不同的是,于建嵘这次“自带干粮”到贵州某偏远乡村挂职,与其说是“做官”,不如说是找了一块研究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田野”———以某个村落、某个社区作为观察、研究社会问题的“标本”。
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有多少,我不清楚。不过,至少目前还很少有谁像于建嵘这样,通过亲自参与最基层社会事务来研究问题的。所以,看到于建嵘当村官的新闻,我立刻便联想起了费孝通、梁漱溟等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践行的乡村建设运动。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我的思想而行动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能超越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很注意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这是由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所要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济世”情怀。
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中,作为终极目标的“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改造社会。然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今天似乎正在成为日渐稀缺的品质。
通过读于建嵘的书和关于他的采访报道,我也了解到他一些个人际遇。比如幼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被社会排挤的记忆,成年后一度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经历。或许,这些都是导致于建嵘之所以“独特”的原因。于建嵘当村官,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将其过分拔高当然大可不必,但是,这样的举动至少为我们带来一种希望,让我们能看到一种理想精神回归。
好在于建嵘并不孤独,在我们身边,不少学者、公益组织志愿者正在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建设。比如在安徽阜阳南塘村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探索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海归博士袁天鹏;比如,曾与柴静面对面的国际友人卢安克。我们可能并不缺少坐而论道,通过雷言雷语以惊世人的所谓专家、学者,却尤其稀缺像他们这样通过社会实践,实现内心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