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文简介 我还是我——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我还是我——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诺贝尔

军事技术史

军事技术史

中国军网北京8月19日电 题:我还是我——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1997年10月15日。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教授朱棣文博士和美法的另外两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找到了用激光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是朱棣文博士首先发现的,他用激光将气体的温度降到百万分之一度,使冷却的原子保持漂移,并被各种“原子陷阱”捕捉。

捕捉到的原子越来越多,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稀薄气体,其性质也就可以得到详细研究——这是物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低温气体的量子物理状态的理解。

制服原子 造福人类

1997年10月15日凌晨,睡梦中的朱棣文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的研究生率先向他报告了获奖的消息。超初,朱棣文还以为是学生跟他开玩笑,随后,一个又一个探询和祝贺的电话不断打进来,朱棣文这才确信:“我是真得奖了。”

从事科学研究需要非凡的耐力和冷静,对于朱棣文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最讲究“冷”和“静”。记得中学上物理课时,曾做过有名的布朗实验:把几颗花粉浸入静止的水中,花粉粒并不会马上下沉,而是在水中作不规则的运动,这表明水分子本身在不规则地扰动。

气体原子或分子和液体分子一样,也是时刻乱窜,而且活动范围大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大约在1千米/秒到10千米/秒之间。所以要在室温下测量气体原子的有些物理特性是很困难的。

如何让气体原子慢下来?最直观的结论是降温。要使气体原子速度降到足够低,温度必须降到绝对零度(-273摄氏度)附近,这时,几乎所有的气体都将凝成液体甚至冰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棣文于1985年首次发明了“激光致冷捕捉”技术——用6束激光分别在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上轰击气体,将气体原子束缚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而达到降低其速度的效果。

气体原子的速度降低了,温度也就相应下降。就这样,朱棣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微观世界里创造了一个异常“冷静”的角落——原子变得非常听话。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物质都在空间不停地运动着,只是各自的运动速度不同而已。例如,原子是组成单质和化合物分子的微粒,它在空间的运动速度可达每秒500米、每小时1800公里左右。长期以来,由于原子有着如此快的运动速度,科学家一直难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为了准确地研究原子及其内部结构,物理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是将原子运动的速度放慢直至相对静止的状态。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肖洛和汉斯等物理学家提出一个设想,将激光的光子动量传递给原子,形成辐射压力,使原子的温度降低,以阻止原子的热运动。

80年代初,做了几年博士后的朱棣文打算将此富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进行下去。他设想用6个方向的激光束对原子进行照射,来达到冷却原子、减慢原子运动速度的目的。在分子物理学中,研究气体的原子与分子相当困难,因为它们即使在室温下,也会以上百公里的速度朝四面八方移动,惟一可行的方法是冷却。

然而,一般冷却方法会让气体凝结为液体进而结冻。朱棣文等3位学者则利用激光达到冷却气体的效果,即用激光束达到万分之一绝对温度,等于非常接受绝对零度(零下273摄氏度)。原子一旦陷入其中,速度将变得非常缓慢,因而容易俘获,人们也就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和研究原子的状态。

朱棣文开始做实验是1984年,当时他是AT&T贝尔实验室的量子电子技术部主任。1985年他取得了突破——用激光照射原子从而使其减速。原子对不同的光有不同的反应,朱棣文将激光微调到比共振稍低的频率,从6个方向撞击原子,使快速运动的原子在撞击下产生“多普勒效应”。

原子吸收光,被光撞击后就被弹回去。这样,原子运动的速度就下降到每小时1/10公里。朱棣文说:“此时的原子仿佛掉进了一个光子海中,它无论向哪个方向运动,都会受到巨大的阻力。”他形象而实在地将由激光束形成的这种用来冷却原子的介质称为“光学粘胶”。朱棣文和他的同事们还成功地设计了第一个原子陷阱,使冷却的原子不受重力的影响而下沉。

据介绍,朱棣文从事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激光致冷捕捉研究,有着非常广泛的实际用途。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科学家们从此就可以将原子“抓住”,不让它们乱跑,也就能对悬浮在空间近乎不动的原子进行研究。许多科学家称:“这项出色的工作不但有科学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用的价值。”

使用这种方法,科学家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光和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气体在超低温状态下的量子物理习性。70年前,爱因斯坦假设过在超低温状态下几乎停止运动的原子群(玻色-爱因斯坦冷凝物),现在他们用这种方法实现了爱因斯坦的假设。

开创华裔科学家问鼎诺贝尔奖先河的杨振宁教授说:“1925年,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延续了印度科学家玻色的研究工作,提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理论,后来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在实验上再展新局,朱棣文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做出这种奇特的凝聚现象,但为后来的工作铺了路。

”我国的量子光学专家也认为,从朱棣文等人的研究工作出发,有可能引申出稀薄气体中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并由此而引出一个崭新的领域——原子激光器的工作。

朱棣文的研究工作,不但使科学家获得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也将为人类带来进步。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项成果可以找到大量的用途,这些应用涉及到不同的领域,有材料科学方面的,也有对光与各种物质相互作用的更为深入的研究。目前的应用还只是原子领域中的极小一部分,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当原子被“抓住”后,不但原子的运动速度减了,而且原子也被“冷却”了。据此,就可用来研制更精密的原子钟,使原子钟的精度可由10的-14次方提高到10的-16次方。这种新颖的原子钟用于全球定位系统(GPS),能使全球的定位精度从现在的10米左右提高到小于1米的范围内。此外,各种重要的物理学数的测量精度也可由此而大幅度地得到提高。

利用朱棣文教授开发的这项实验技术,可以研制高灵敏度的原子干涉仪(也称“原子陀螺”),用来更精确地测量地球表面不同地点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从而揭开地球上的许多谜团,在石油勘探和找矿以及测定地球自转速度和预报地震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

比如探矿,如果地下有矿藏的话,它的质量要比土壤大,相对应的重力也“大一些”。但这个所谓的“大一些”,仅仅只是大于相对应的地表重力加速度的几亿分之一,用现在传统的方法是根本测量不出,但采用“原子陀螺”就能测出,从而精确地判明矿藏的储量和位置。

在生物科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期望着尽早将朱棣文等人开发的“激光冷却原子”技术引入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研究中,因为解开生物体的遗传密码,需要先对DNA进行分段。科学家认为,利用“激光冷却原子”技术可以测量DNA片段的物理特性,这有助于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

10年前,朱棣文和他的两个同事发现,用激光束(“激光镊子”)可以操纵浸没在水中的细菌等极细微的物体。现在他正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单独的分子聚合体。塑料、合成纤维和活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中都有这种聚合体。

过去科学家们只能把几百万、几十亿的聚合体放在一起研究,而朱棣文的实验室则可以研究个体的聚合体。朱棣文和他的学生还用“激光镊子”来研究蛋白质在个体分子中的运动状态。从1993年到1997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有10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自然》等权威性刊物上。

此外,利用“激光冷却原子”还可以对物理学基本规律进行验证,如将采用“激光冷却原子”制成的高灵敏度原子干涉仪放到空间的微重力环境中,就有可能最终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科学家还可以借此研究“原子激光”制造精密的电子元件;也可以测量万有引力,进一步发展太空宇航系统,进行准确的地面卫星定位。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成果。

家学熏染 再添辉煌

朱棣文教授1948年2月28日,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学者之家,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人。

朱棣文的祖父朱祝年是江苏太仓城厢镇的一个读书人,十分重视培养后代,其子女大多留学国外并学有所成。朱棣文的大姑妈朱汝昭早年留学日本;二姑妈朱汝华早年留学美国,任芝加哥大学化学工程教授,是中国第一代化学家;三姑妈朱汝蓉,1943年留学美国攻读化学,也是一名化学教授。

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43年留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获该院化工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圣路易、纽约及新泽西等3所大学的教授,历任美国和欧洲60多家石油、化学、导弹、核子工程及太空公司的顾问,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工程专家。

其母李静贞出身于天津的名门闺秀,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是朱老先生的留美同学,儿子今天的成功自然有她的一份功劳。

当朱老先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时,她则全力教养3个儿子。为了使儿子受到良好教育,夫妇俩在大儿子上小学前就把家搬到教育环境良好的长岛花园市,因为那里的高中师资力量强,少数教师甚至拥有博士学位——朱棣文的高中物理教师就是一位物理学博士,朱棣文对物理研究感兴趣与那位老师的启发很有关系。

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是2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1923年公费留美,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朱棣文有一兄一弟,哥哥朱筑文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专长DNA研究。弟弟朱钦文是南加州比华丽山庄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他们都拥有博士学位。据了解,朱棣文父兄辈中至少有12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因此,朱棣文说:“出身学术世家对他今天取得的成就有相当大的影响,最关键的是,没有他们,就根本不会有我。”

朱棣文从1983年开始研究光和原子,1985年发表论文,12年后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尽管他本人对获奖稍显吃惊,但他的父母亲则是对此倍感激动与幸福。他的父亲朱汝瑾得知儿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忍不住哭了。对于同是科学家的79岁的朱老先生来说,得诺贝尔奖何尝不是他的梦想?如今,自己的追求与宿愿终于由儿子实现了,尽管他行动不太方便,但仍以坚定的口吻说要跟儿子一块去领奖。

76岁的母亲李静贞在凌晨三点多钟就被一通电话吵醒了:“妈咪,我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这半夜飞来的嘉讯,她难以置信:“我知道棣文在物理界做得不错,但从未想到他会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 这一家子不愧为“科技世家 满门豪杰”。

中西文化 共育英才

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朱棣文三兄弟从小就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从父母身上,他学会了刻苦、勤劳和谦逊,美国的开放式教育也造就了他的幽默和自信。朱棣文非常感谢父母在学习上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度。升到中学后父母就很少再过问3个孩子的功课,而且一直鼓励他们要以自己的兴趣为主来选择科系专业,一旦选定目标就要持之以恒,不懈努力。

朱棣文高中毕业时,父亲本不赞成他选择物理学,认为善于绘画的儿子应该学建筑,因为物理学界高手太多,不易出成就,而且做实验是枯燥无味的,然而朱棣文却对物理学情有独钟,学问做得津津有味。

1970年他获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数学和物理双学士;1976年28岁时,获得伯克利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1978年到美国贝尔实验室任电磁现象研究人员,因成绩显著并做得一手“漂亮实验”于1983年升任该实验室电子学研究部主任;1985年他首先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方法,给物理学理论带来了重大突破。

1987年受斯坦福大学之邀,任该校物理系教授,并从1990年起担任物理系主任,逐渐成为量子光学的权威。从1983年起,朱棣文开始从事原子冷却技术的研究,1985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

他荣获诺贝尔奖的科研项目的主要工作是1987年到1992年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参加这项研究有很多科学家,朱棣文说,虽然他们是单独工作的,但“各自从不同方面做成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但这是一个异曲同工的贡献,我们的工作将造福人类。”

朱棣文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许多问题。其中,尤其着重谈到了为何华裔科学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有缘,以及中国学生动手能力差的原因,并且谈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和认识。当记者问他为何诺贝尔奖的5位华裔得主中,有4位是物理学家?朱棣文回答说:“实际上李远哲博士也是一位物理化学家,他研究的分子束和交叉分子束和物理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可以说,5名诺贝尔奖华裔得主都是来自物理学领域的。他们之中两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其他3位是实验物理学家。

没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当然从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来看,许多中国人的数学都考得很好,比英语要好。数学根底对于学物理是很重要的,其他学科对于数学的要求没有物理学、物理化学那么高。

许多中国人学物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在科学上的成功,需要比考好综合性考试更多的品质,比如锲而不舍的精神,还要有常识,需要有书本以外的个人经验。课本知识和考试是重要的,但仅仅学好课本和考试得高分是不够的。”

对于学物理的中国学生往往是理论学得好些,但实验差些。朱棣文说:“情况确实如此,而这可能与他们小时候动手做东西的机会少有关。中国父母总是要求子女学好书本,不让孩子去做飞机模型和摆弄机械等事。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从小就喜欢摆弄东西,机械、马达什么的。

在美国,孩子动手做东西总是受到鼓励。我想动手和不动手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5岁、10岁的孩子动手做些东西,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动手先要动脑筋,所以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中国的父母如今也许不会认为动手是丢脸的事,但看见孩子摆弄自行车、钟表、钢笔什么的,多半不会鼓励而会说:“哎呀,快去读书做作业吧。”朱棣文博士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朱棣文大学本科学的是物理和数学,由于成绩好,老师说他可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毕业后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导师要他专攻理论物理,但6个月后朱棣文就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虽然朱棣文强调应用物理,但他同时认为还有无数的理论问题向物理学家提出了挑战。

他说:“有些报纸说,20世纪解决了所有重大的物理学问题,那是不正确的看法。”朱棣文列举了实验宇宙学、高能粒子、原子物理和复杂系统等4个方面一些“令人激动的问题”。朱棣文说:“在我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20年中,我从来没感到过一切都已做完。在实验方面,物理学家们将继续寻找观察自然的新方法以及进行新技术。”

朱棣文教授曾两度到中国参观访问,与中国的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7年6月,他应邀去杭州出席第13届国际激光光谱会议前,在首都北京,江泽民会见了朱棣文,并与他一起讨论了基础科学问题。朱棣文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重视基础研究,同时希望尽快将科学应用于实际,以提高技术水平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不但政治家这样想,工业企业的领导人也抱有同样的希望。“基础研究和应用在科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一些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对应用嗤之以鼻,认为应用侵犯了他们的尊严。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我个人觉得科学家的应用研究、工程研究做得越多越好,这只会促进基础科学的研究,同时应用研究可以成为新工业的基础,为人民日常生活的改善作出贡献。”

他说,斯坦福大学做很多基础研究,但斯坦福的校园氛围与伯克利略有不同。他70年代在伯克利读博士和做博士后的时候,学生们总是说:“我们关心物理的基本问题就行了。”但在斯坦福,研究生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什么不办一个你自己的公司,看看结果怎么样呢?”硅谷工程就是由斯坦福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开始的,他本来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后来到斯坦福来教工程。

他就鼓励学生为当地的公司打工并开办自己的公司。朱棣文说:“在美国,将基础理论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成新兴工业,这个过程相当快,我不知道其中的魔力何在,但斯坦福和硅谷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朱棣文还介绍说,我国一位科学家曾经在“激光冷却捕获原子”研究初期处于该领域的领跑地位,遗憾的是未能将这一优势保持到最后。这位学者是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王育竹。1978年,王育竹便意识到了“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价值,并且不到1年就提出了3种新方法。

这些原创性思想提出的时间,比后来获诺贝尔奖的3位国外科学家早了5至10年。原来领先的研究思路没能付诸实验主要是因为缺少2台总计价值120万元的激光器。

当时王育竹曾通过各种渠道给有关主管部门写申请报告,但在当时,要有关部门拿出这笔经费,支持一项暂时还看不到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确实也难。王教授只能靠其他科研课题微薄的经费节余,逐渐添置一些实验仪器和设备,原本可以一次完成的实验被分成几次、十几次做。这样一拖就是14年,直到1993年才最终完成了“积分球红移漫反射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实验,但发表论文的时间已比国外同行晚了10多个月,十分令人惋惜。

各方反应 名至实归

朱棣文的获奖让他昔日的上司与好友们倍感骄傲。获奖第二天,朱棣文应全美及海外中文媒体之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当然是美国人。但在血缘上,我是中国人。所以,有许多基本的价值观,我想我是‘中国的’。”朱棣文博士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之后的第五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亦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四位华裔得主。

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说,朱棣文的研究确实有相当的创造性,对科学有很大贡献。他相信在华人还有机会获诺贝尔奖。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博士与朱棣文相识已有25年,他说朱棣文是有创意的科学家:“如果朱棣文得不了诺贝尔奖,那我才会感到奇怪。

”他说,由于近年来在美国从事生命科学、数理研究的华人愈来愈多,因此,他预料不出5年时间将会再有华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李远哲博士也认为,若以人口比例而言,华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当大,但获世界杰出科学的人数比例却少,亚洲地区在科学方面是落后的,他勉励学术界应该“动手做研究”。

朱棣文离开学校后首先到了贝尔实验室工作。他的第一位老板布林克曼得知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后说,这位早在学生时代就做得一手“漂亮实验”的杰出人士,得到物理学界的这一殊荣不足为怪。他说他自己也将以“聘用朱棣文的人”而出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前任校长、著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博士说:“朱棣文获此殊荣,真为他高兴。”作为校长,田长霖博士与朱棣文彼此很熟悉,一直想把他“挖”到柏克莱分校,一年前还曾到斯坦福大学为此而“游说”,但终未成功。田长霖博士说,3年前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有人为朱棣文抱不平,因为原本可以三人得的奖只给了两人,而朱棣文博士是够资格的……

斯坦福大学学生对这位最新诺贝尔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的敬仰打破了院系的界限。自得奖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各系的学生去物理系大楼,到他办公室门口望一望。刚从北京、西安入学斯坦福的中国留学生更是激动,没想到一来就看见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是华裔教授,实在是幸运极了!

据有关人士分析,校内外人士对朱棣文的崇敬与热情度,超过了入学斯坦福大学的克林顿总统的女儿。上百名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在为朱棣文博士举行的庆祝酒会上亲自体验到了这位物理大师的魅力、亲和力与高超的学术讲演风采。

一身便装,背个书包的朱棣文与大多数年轻人的装束毫无二致,随和风趣的谈吐更是拉近了大师与学子之间的距离。他用浅显而妙趣横生的语言,配合一幅幅投影幻灯片,向学子们描述了获奖的科研项目的内容与前景,不少学物理的博士生感叹,听了一堂世界级大师“最高境界”的物理学术报告而将终生受用。

1997年11月2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他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在美国加州会见了朱棣文博士,并向他表示了衷心的祝贺,称赞他为华夏子孙争了光。江主席问:“你会不会讲中文?”“一点点。

”朱棣文博士回答了江主席的开场白再次显示了他的幽默,他说,这要怪罪于父母大人,现在“他们很后悔。” 江主席说,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口项目:科学家与工程师。朱棣文回答说:中国不仅会成为经济强国,也将成为智慧大国。江主席请朱棣文经常回国看看,朱棣文说,他已经去过中国两次,很愿意为促进美中两国科技交流做出努力。

诺贝尔奖获得者风采在“1999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中,与“人体第22对染色体密码被破译”、“哈勃望远镜发现最遥远的天体”等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的重大成就相并列的有一条是:“朱棣文完成现代版‘比萨斜塔实验’”。

“比萨斜塔实验”是指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2)在400年前通过从比萨斜塔上自由下落两个形状、大小相同但重量不同的物体,结果同时落地,证明了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无关,从而推翻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关于“重物体的落体速度快于轻物体”的错误理论,成为在科学史上纠正了流传近2000年的谬误的著名实验。

“比萨斜塔实验”的“现代版”则是指朱棣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坠落”原子而精确测算出了单个原子所受的重力加速度,并发现这一重力加速度与由数十亿原子组成的宏观尺度物理所受重力加速度相同,即微观原子与宏观物体下落的速度也与其重量无关。

面对荣誉 泰然处之

兴奋之余,朱棣文教授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沉稳和谦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希望因这个奖而打断我的时间表,我仍会像往常一样地到教室去上课。” “我的学生应该还是如往常一般地对我,也许会多一些尊敬,但如果有什么大的改变,反而会令我觉得诧异。”40分钟后,朱棣文离开了记者招待会会场,因为他要赶去上11点钟的课。

朱棣文教授目前带着8个博士生、2个博士后和2个大学生;每年给硕士研究生开两门课,还要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实验。在学生心目中,朱教授聪明非凡,谈吐风趣,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楷模。他们认为朱教授口才非常好,能将一场学术性很强的演讲讲得十分生动,在学生讨论时听上两三句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朱棣文教授对学生要求极严,他会经常出其不意地跑到实验室看他的研究生们的实验进度如何,如果因不努力而进度落后了,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

朱棣文的工作十分繁忙。因此他很爱惜时间,即使在外出旅行等飞机时,也会拿出一张纸来做计算。在外人眼里,朱棣文活得又累又枯燥,但了解他的学生却说:“朱棣文教授活得并不累,主要是他太爱物理学了。实际上,这门看起来有些枯燥的学问是他的兴趣所在。

他一天可以工作十几小时,不觉得是苦差事,乐在其中。”朱棣文自己也说:“也许我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但我确实非常爱我的工作。做研究,搞实验,物理学,生物聚合体,对我都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教书也是如此,虽然给学生出考题有时烦人,但多数时间是令人愉快的,备课就很有意思。上课时我觉得将自己心中关于物质概念、物质的图像,而不仅仅是数学方程式,简单形象地告诉学生,简单而不失真,这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朱棣文说自己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过去喜欢读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喜欢画画,现在太忙,只好放弃,也许退休后可以再捡起来。现在尚保留的是健身运动。如打网球、游泳、骑自行车。他说,运动使他精力充沛,感觉良好。每个星期天他骑车上山,每次两三个小时。他也喜欢烹饪,他的父亲称赞他很能干。老人家最爱品尝他做的烤鸭和他调制的香槟酒。他人缘好,总有一大堆朋友,而且对父母很孝顺。

在1993年5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朱棣文平时很少提及自己的研究成就,甚至在父母面前也从不提起。他的父母说:以前他每次得奖从不告诉我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报道后,剪下来寄给我的。1996年获左根汉研究奖,1987年获美国物理学会艺术奖等,他都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这次获奖,他仍然表示:“我还是我,跟昨天没有什么两样。”在获知得奖的当天,他仍平静如常地去上课。他说:“当我想到还有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比我强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奖时,我自然就不应该把这项奖看得有多么重。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在谈到所获诺贝尔奖金时,他以幽默的口吻说,目前还没有考虑到如何处理这笔奖金,但在扣除了给“山姆大叔”的税后,可能就所剩不多了,但“至少可以付一部分未还清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