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国画 史国良: 佛法就是活法

青春得意时,去国他乡;潦倒困顿时,遁入空门;如今,回归故土,安做画僧。这是北京画家史国良的人生历程。如今,讲述佛门内外心之旅程的传记《回望红尘》,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周,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报专访。其间,史国良讲起一个故事:隔壁山有桃花开,一人觉得真美;再看自己家所在的山头,处处荆棘,觉得自己这个山很差;直到一日坐船过,回望看自己的山,“始觉家在花丛中”。

■少时圆梦 青春得意

史国良,1956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孩提时候的他,是一个自卑的孩子。“语文、画画很好,但数学不及别人。”他的双亲大字不识,却对他画画的天分非常尊重,让他从画画中找到了满足。

1972年初中毕业,史国良为前途苦恼时,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招收美术班,他被学校保送。1975年毕业后被分配至海淀区少年宫,此后拿着自己的画拜师于名家黄胄,黄胄觉得“画得不错”,师生结缘。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硕士专业研究生,他报考了中央美院,并被录取。22岁的他,是那一届年龄最小的研究生。

美院期间,他一路幸运:师从李可染、叶浅予等人,并在黄胄身体欠佳时代为绘制过《小兵张嘎》封面,后在叶浅予推荐下为舒乙绘制过《鼓书艺人》封面;系党总支书记刘庆贵,相中一表人才、年龄合适、没有家室的他,为美丽女儿的终身伴侣。

1980年从美院毕业后,执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1989年作品《刻经》荣获第26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成为首获此国际美术大奖的中国画家,并因此受国家文化部嘉奖。

■移居海外

结缘佛门

1989年,此前一贯的“幸运儿”史国良,在春风得意中移居北美,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室里,承受着和故国亲人的别离,开始了没有人知晓、甚至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移民生涯。“在国外很无奈,生存的环境变了,没有朋友,没有钱,一切都变了。我太习惯体制里面的东西,突然面对市场化,像重新进入一个社会。生存都成问题,根本谈不上创作。当时是非常艰难的。”

当时的史国良,“自己跟自己的苦——放不下身段”,但同时“没人知道你是谁”。“要去适应,要找落脚点,需要几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彻底的转变。当时的一切,都是我在国内未曾想见的,人完全在痛苦中,陷入深深的乡愁。现在回望,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生命体验,但在它是‘进行时’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过来。生活有意义吗?我经常问自己。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在国内,烦过,老觉得别人的月亮比自己的圆。出国后回看中国,才觉得街巷里老太的唠叨,都很美好。”但是,回国在当时自然不是史国良的选择。“那时候不能说混得很好。总听说谁谁混入西方主流,但我没有。没有震惊纽约、没有作品被哪个博物馆收藏,人不知往何处去。”苦恼中,他遇见了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一句“这史先生,从哪儿看都像和尚”,让他觉得“缘分到了”,并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

对佛教的亲近,于史国良并非始于出家之后。“年轻时,我画西藏画到痴迷,甚至想过娶西藏媳妇。”使他名声大振的《刻经》,就是佛教题材。史国良说,许多艺术家都以“居士”身份行世,“只不过我比他们更勇敢一点,又往前走了一步”。

■回望红尘 立志画僧

遁入空门后,史国良曾想“不再画画,安心做一个和尚”。但他很快意识到,最初对空门的想望,其实只是“审美的结果”。“木鱼声声,燃一炷香,打坐,或者风起时禅衣飘飘。”当这一切都属于了史国良,他“觉得太寂寞”。“打坐的规矩,我就会觉得不适应,会难受。”

史国良一度“都是矛盾的”。放不下画画,也“放不下亲情、爱情”。他出家之时,本是想“打破俗世环境的规矩”,不想佛门内有“更多的规矩”,比“在尘世间的规矩更紧”。“在俗世,起码许多人性的东西可以释放”。

他把彼时的自己,比作一个从地球到月球的人。“没去时,月球,关于桂树、玉兔;去了后,发现月球上什么都没有,再看地球,很美。”他说“月亮坠入地球,就不再闹了。不再嫌弃,变成了一种自觉”。“从月亮看地球,心安了,不着急了,心变大了,身段也放下了。”

嗅着佛香,再返尘世,史国良已找到承担一切的力量。“在我没有成为我自己的时候,烦恼,我不能驾驭它。现在不了。烦恼,其实是自我的不适应,和其他发生碰撞。原来,我找的是自己的心——当拿起的时候拿起,当放下的时候放下。

好好生活,带着神迹。”在佛门外,他看到了更多人性的美。“有情、多情之人,把心眼打开,处处都是画。”他的画笔下,有过一个嘬手指头的小喇嘛。“一女信众在给孩子喂奶,他在一旁嘬手指头,可见他对母亲怀抱的留恋。”

对于“空”,史国良有自己的感悟。他讲到“黑白相抱”的太极图,“许多人都忽视了,白的,一般都有黑色边儿,或者加一个灰的背景,把白的衬出来。而灰色,最难画。”

现在史国良常居北京。家中客厅两面墙相对,一面悬挂着两幅他的画作,对面悬挂着白纸两张。“这是我面壁时用的。白纸一张,让人有很多遐想,给自己一个余地。”

■画僧与儿子

儿子去佛陀出生的地方旅行,在菩提树上摘了两片叶子,带给史国良。——这位为人父的画僧,如获至宝,“他原谅我了”。其中一片上,史国良画了幅观音在菩提树下打坐图,“把孩子的心变成艺术品”,另一片什么也没画,“人生要多一点留白”。

儿子在国内度过孩提时光,后被接去与之团聚,陪着他度过了美国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一切刚刚好转,爸爸缺位了。史国良剃度出家的次日,父子团聚,“他叫我爸爸,我叫他叫师傅,曾让他觉得很受伤”。有一天,离婚后的妻子对史国良说:“青春期,他有很多问题要问父亲,我希望你能多帮助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史国良说:“我给他的爱太少,出家之前也忙于事业,不太懂做父亲。现在,佛门不愿别人叫爸爸,他叫爸爸我做不到不答应。”

史国良把儿子引向了绘画之路。“对父亲,他是感谢的。撇开他是我儿子,他也是我见到学生中最用功、最灵气的学生。他的素描非常好,比我好。”今年,他会参加26岁儿子在美国的毕业典礼。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我选择的样式,是做事。我更关注的是今生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