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孙科 探秘戴季陶之死:自杀可能有多大?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

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最信赖的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么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02 国民党败局不可挽:坚决不去台湾 不想抛骨异乡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做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时而发作,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权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米、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

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地方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

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03 死因探秘:绝望自杀还是误服过量安眠药?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剧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次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点,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点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和国民党政府一道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

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

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做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

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

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

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04 曾“争光日月”欲“俯仰无愧” 死而有憾终归故乡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点,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彦棻报告戴逝世的经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

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俯仰无愧天人吗?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拥护,在全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最后众叛亲离,仍不能归结失败的原因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时刻,没有远走台湾孤岛,而把他的躯体留在了大陆,留给了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地,没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遗恨。从这点来说,戴季陶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