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活多大 秦孝公 商鞅——绝版君臣组合

如今你随便走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得招聘广告。在那个越来越遥远的战国时代,第一个发这种东西的人,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他叫渠梁。国籍:秦。工作单位:秦国国府。工作职务:国君。再过二十四年,他有了自己的谥号,人们称他作“秦孝公”!他发的招聘广告叫做《求贤令》,内容也跟今天千篇一律的招聘启事大不相同。我每读一次,都会莫名振奋。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潜力,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竹简笨重,布帛精贵,这大概是古人言辞简约的客观原因。这篇文告的信息量很大。先说春秋五霸秦穆公当年的功业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再说后来历代先祖把国家搞得内忧外患,然后父亲秦献公即位以后立志收复失地、恢复国际地位。自己继承了这个遗志,希望找到能出奇谋妙计强秦的人,我不仅给他做尊贵的高官,还要分封土地与功臣共治秦国。

秦孝公对本国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很客观。没有抹杀祖先的功绩,也没有掩盖前人的过失,发扬秦国先辈的优良传统,也如实改正其不足。不像现在某些人,自己拉屎不出还要怪罪两千年前的土地太硬。唉,吐槽完毕,回到正题。

姜太公怎么说的?钓丝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来吃。但秦氏集团多年动乱,又加上秦献公时期老打仗,贫穷落后,底子很薄。秦孝公何尝不想用粗丝香饵钓大鱼,可是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并不多。于是他许诺“尊官分土”,与人才一起做大蛋糕,然后一起分享。

尽管他发明了《求贤令》这种新颖的求贤方式,但能引得多少愿者上钩,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打鼓。因为,除了一腔真诚,他什么也拿不出来……

“真者,精诚之志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

说来也怪,当年齐桓公派八十游士到处宣传移民,就没想过用文书的方式。由此可见,秦孝公具有求实创新的作风。被梁惠王无视的卫鞅,看到了这则招聘广告,启程去了当时布衣士人们不大愿去的秦国。因为他也是个务实并且喜欢创新的人。

据《史记》载,卫鞅入秦后,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景监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向孝公举荐他。第一次面试效果很糟。秦孝公听得打瞌睡。景监过后挨领导一顿批,说是举荐的人不咋样。但景监还是推荐卫鞅。第二次面试,秦孝公稍微听进去了一点,但是兴趣不大。后来又进行了第三次面试,孝公给了个评语是:这人有学问,可以聊聊天。到了第四次面试,两人交谈了好几天都没睡觉。

据卫鞅自己解释:他第一次说帝道,第二次是王道,第三次是霸道。秦孝公觉得帝王之道太久了,作为贤君应该当世成功,怎能等到数十百年以后成帝王?所以最后一次说的是强国之术。秦孝公果然兴趣浓厚。最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借卫鞅之口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他是在含蓄地批评秦孝公急功近利、境界不高。

就实而论,太史公未免有春秋笔法之嫌。因为,按照商鞅的历史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代的成功经验应当肯定,但不能生搬硬套。每代人都是创造者,与时俱进才是圣王之道。管仲、李悝、吴起和后来的韩非也有同样的观点。司马迁把儒家的理念硬塞进法家士人的头脑,这个貌似有点滥用编辑权。

历史雄辩地证明,秦孝公是秦国百年帝业真正的开创者。硬把他的务实说成是急功近利,我看说这话的人恐怕也是自命德高。其实商鞅三说秦孝公就是一个双选过程。商鞅本心就是想变法,而不是搞什么儒家王道。他要确定秦孝公是不是一个像魏文侯、楚悼王那样的变法之君。因为变法是得罪人的事情。

后世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先后搞过改革,但宋仁宗和宋神宗扛不住反对派压力,就半途而废了。特别是宋仁宗,新政稍微有一点成绩,就没有改革图强的热情了。而同时期的齐威王,只是整肃吏治,强化了舆论监督制度,对现有体制没多少改变。商鞅的目标与吴起是一样的,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这必然会激起强烈的反对。搞不好自己跟吴起一样功败垂成。所以,他要确认三点:

第一,秦孝公是否会采纳他的变法方案?

第二,秦孝公对变法的热情能持续多久?

第三,秦孝公有没有扛住一切反对压力的勇气?

这三条只要有一个不达标,那彻底变法就是个空想。

商鞅愿意来这个一穷二白前途未卜的西陲弱国创业,就是看到秦孝公在《求贤令》里那股子不同凡响的领导者气概。然则,做大事必需慎重,商鞅三次试探,也是在赌运气。假如双选失败,他还能去哪里施展变法的抱负呢?这个无从假设,因为秦孝公就是老天送给他的一份大礼。

那时商鞅多少岁未知,秦孝公是二十一岁。放在今天本科还没毕业。这不是青春偶像剧,两位主角都是冷静如冰的实力派青年。秦献公曾经流亡魏国,亲眼目睹过魏国的富强。秦孝公没出国记录,但应该也听他父亲讲过魏文侯老爷爷变法尊贤的故事。当然,献公讲得最多的,还是先祖秦穆公的故事——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谏逐客书》)

孔夫子虽然对秦国印象很坏,但对秦穆公评价挺高。

《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 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孔子说的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大贤臣百里奚的典故。百里奚沦为楚国奴隶,秦穆公把他赎回来了,经过交谈,让他去总理国政。秦国只用一个奴隶的价位购买了一位贤相,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人才转会交易。

竞争对手和自家祖宗都凭借开明的人才政策获得成功,这大大启发了秦孝公。但他对先祖殉葬功臣也有微词,父亲献公废除人殉也是这个原因。秦国因穆公重用人才而强大,也因穆公毁灭人才而衰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厚待功臣应该善始善终,不然以后天下的人才就不愿意来秦国了,秦孝公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求贤令》上的“尊官分土”,就是他明码标价的庄严承诺。我不知道在卫鞅来之前,他接待过多少入秦的山东士子。不管景监是不是宠臣,他求贤的急迫,不亚于周公捉发吐哺。但这位秦国第一杰出青年是个深沉多思之人。

他老爹秦献公比他还血气方刚,从魏国回来后,把国都迁到离前线不远的栎阳,执着地带着大军攻打河西失地(幸好那时吴起已经离开魏国,不然秦献公就难过了)。秦孝公一上台就停止了对魏用兵。他很清楚,魏国虽然败了几仗,但国力军力仍是天下最强。现在魏惠王把精力放在中原战场,万一他哪天醒过神来,重拾魏文侯、魏武侯以征服秦国为主的战略,那将是灭顶之灾。

所以,他冷静地制止了朝野几十年里狂热的复仇情绪,思考如何才能发展国力。他在广发求贤广告的同时,推行了“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的新政。给秦国人民实惠,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按之前的战功奖赏官兵。参照管仲设计的霸业规划,秦孝公的做法是对路的。为了能安心休养生息,他“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此后休兵八年。这样一位持重深思而心胸宽广的领导者,正是商鞅所需要的。

司马迁借商鞅之口说,秦孝公这年轻仔悟性不好,听不懂帝王之道,所以时不时打瞌睡。这个……依我看秦孝公当时是这样想的——

卫鞅侃侃而谈帝道,秦孝公也许听过,也许没听过,但他知道魏文侯变法不是这样的。第二次卫鞅高谈阔论王道,无非就是周公礼治、儒家仁政那一套。其中的爱民、惠民、救济孤寡的主张,秦孝公新政正在推行中。稍微有一点共同语言了,但光有这些也不新鲜,我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新办法。

第三次卫鞅谈霸道,就是管子那一套。当年晋文公、秦穆公也走了大国霸业路线。秦献公的目标是恢复穆公时期的疆域,重修穆公的政令。秦孝公也以此为志向,自然很有兴趣。但他总觉得穆公政令和魏文侯变法好像还不是一回事。于是他“善之而未用也”,卫鞅博学多识,可以给自己讲讲天下的情况。

至始至终,秦孝公想要的就是重演魏文侯求贤变法雄视天下那一幕。而卫鞅三次讲来讲去,都不是魏国强大的核心机密。客从魏国来,当知魏国事。我老爹可是在魏国待过很多年的,人家魏国搞那一套跟你三次讲的都不一样。前人的东西固然有价值,但学习当今天下最强者的成功经验,更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

经过三次相互试探后,卫鞅抛出了真货(强国之术):魏国变法不是最彻底的,现在就暴露了很多弊端,我有更彻底的解决方案!秦孝公一听就来精神了,跟他谈了几天几夜,听了所有细节,也问了许多问题。皇天不负有心人,与我渠梁共同创业的就是你卫鞅啦!一对中国历史上绝版的君臣组合,就这样诞生了——

和姜太公、管仲等人的故事不一样。卫鞅并没有马上被秦孝公提拔为秦氏集团CEO。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卫鞅与秦孝公的历史性会面是在孝公元年,孝公二年唯一的大事是周天子送来祭肉表示慰问(天子致胙)。卫鞅真正开始变法是在孝公三年,而且变法前还有一场治国方略大讨论。

一起回顾一下,周文王在渭水边上遇到姜太公是直接拉走上任,齐桓公跟管仲谈话后马上授予丞相职务,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墨子》还把“急贤亲士”作为全书的开头。秦孝公雪藏了卫鞅一年,他好像一点都不急啊!但是也没听说卫鞅有啥抱怨。不然按照他的脾气,早就不合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在看完《商君书》以后,你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商君书》第一篇是《更法》,记录了秦国关于变不变法的廷议,会议结果是决定变法,然后马上出了一道《垦草令》。《垦草》恰是该书第二篇,记录了二十条鼓励农耕的法律,内容非常细致,涉及了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反映出商鞅过人的政治洞察力与对策能力。

他为何这样熟悉秦国的国情?依在下愚见,商鞅在孝公二年里一直来搞调研并草拟新法,用的应该就是管仲的五步调研法——“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而秦孝公在不动声色地准备那场关于变法的中央高层会议。

讲到这,我又忍不住拖魏惠王出来批一批。人家公叔老丞相亲自推荐的人,你就算觉得不靠谱,起码也面试一下嘛。没亲自验证真伪就直接把人PASS掉,活该你遭弃将报复。你还好意思到处拿公叔痤的肺腑之言当笑话讲。你怎么就不想想,老公叔阅历比你还丰富,他会在临终前随便说一个年轻仔有治国大才吗?

看看人家秦孝公,才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他都能再三给人展现辩才的机会,而且不听假大空话,只听实实在在的内容。

你说卫鞅太年轻,没政治经验,不能冒险使用。可秦孝公决定要用人了,先给一年时间让卫鞅去调研准备,后来还让他会议上与大臣公开辩论,通过了才委以重任。

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仔,用人做事居然比你魏惠王还老到沉稳!真可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秦孝公开创了秦国求实求治的政治传统,他的后人秦始皇听了韩国间谍郑国(当时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自我辩护后,又继续重用他主持郑国渠工程。魏惠王则扭曲了魏文侯的优良传统,开启了魏国喜好形式主义的浮夸风气。从此,两国的命运轨迹趋于直线。不过,秦国是箭头向上,魏国是箭头向下。

还是说回那场朝会吧。秦孝公一上来就说:守好江山是我国君的使命,制定法律政策是你们大臣的职责;我想变法,但是怕天下人议论。卫鞅和秦国保守派大臣甘龙、杜挚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孝公认同卫鞅的看法,宣布:

“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商君书·更法第一》)

秦国第一阶段变法就这样拍板了。

秦孝公真的怕人议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晚些时候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私下对大臣肥义说:我想推行胡服骑射,但怕世人笑我。肥义引经据典,跟卫鞅的套路如出一辙。赵武灵王最后很豪迈地说: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史记·赵世家》)

两位以变法强国著称的明君都来这一手,那就很微妙了。越是心有定见的人,越喜欢问别人这种问题。他们所谓的怕议论,其实是想知道团队里诸君们是啥态度。支持的能不能坚决执行,中立的能不能认真配合,反对的经过统一意见以后能不能共同努力。

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你有没有力排众议的说服力与胆识。这是秦孝公对卫鞅的最后一次考验,也是为变法制造舆论,疏导阻力。呃,有点墨家尚同的味道,先统一意见,然后再从上到下坚决执行。卫鞅果然没让他失望,于是他下令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大计。

从商鞅做左庶长执政开始,秦孝公仿佛从史书上消失了一样。徙木立信是商鞅自行策划并实施的。秦国法制建设、经济政治改革统统都是商鞅主持,甚至几次对外战争也是商鞅带的兵。

据说刚推行新法时,秦民跑到国都栎阳上访说新法不便的有上千人,秦孝公没露面;太子犯法,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被追究连带责任,秦孝公也没露面;据说商鞅一次处罚罪犯,杀了七百人,血染渭水,秦孝公还是没露面;变法十年,秦民感受到了新法的好处,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跑来说新法很好,结果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强行迁徙到了边城,秦孝公依然没露面。

商鞅完全把持朝政,秦孝公简直像被架空了一样。有这样的先例么?有,管仲不也是这样大权在握么!秦孝公和齐桓公一样,用的是委托式管理。安排好人事以后,就放权让部下自主决策,自己只抓大方向。

但是,管仲新政人人称善,商鞅变法处处得罪人。朝野的反对意见绝不会少,特别是宗室贵戚非常怨恨商鞅。后来有人对新即位秦惠王说:秦国百姓只知商君法,不知国君令。这样的话,恐怕秦孝公生前也听过很多次。但是秦孝公一概不理,如同楚悼王对待吴起那样,对商鞅信任有加。终孝公之世,变法派官员一直实权在握,所有反对变法的势力都被压得动惮不得。

不少人说六国变法不彻底是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秦国成功是因为世族远不如六国强势。窃以为: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六国的主要变法阻力是世卿大夫家族,特别是楚国。而秦国的卿大夫家族较弱,对变法威胁最大的是宗室贵族。总体来看,秦国世族力量是相对较弱,但也绝不是好惹的。秦孝公在《求贤令》里批评的那段混乱期,恰恰是宗室频繁兵变所导致的。

秦躁公死后,其弟秦怀公上台四年,就被庶长晁与大臣逼得自杀。众臣又立了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秦灵公死后,秦献公年纪小,被自己的叔公秦简公夺权。接下来依次是秦惠公、秦出子即位。秦出子即位二年,庶长改杀出子及其母,把他们的尸体丢到河里,拥立了流亡在外多年的秦献公。

你看,秦国世族虽然不如六国势力庞大,但一不高兴了就搞政变。所以说,秦孝公二十一岁即位能镇住世族并不是简单的事。特别是秦国新法剥夺了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这就更影响稳定团结了。然而,史书上没记载秦孝公用什么办法安定朝局,但他在位二十四年里,没有谁敢掀风作浪公然阻挠变法。

秦昭王时有季君之乱和蜀侯之乱,秦王政时有嫪毐之乱和成蛟之乱。这两位都是有名的铁腕君主,尚且有人敢造次。而秦孝公沉默着,反对派也只能隐忍到他死后才蹦跶。这种不动声色定大局的本事,才真叫深不可测。

秦孝公除了坐镇朝局外,也时刻留意着国际形势变化。孝公十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派他领军包围安邑,魏国被迫投降(当时魏军主力在别处,首都空虚,不然不会那么轻易投降)。十二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并继续支持商鞅开展第二阶段变法。十四年,秦国初为赋(史学家有田赋、军赋、人头税三种解释,这个诸位自己甄别)。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至此,秦孝公实现了恢复秦穆公时国际地位的梦想,甚至还有所超过。秦献公收复河西的愿望也实现了一半。《魏世家》称:“秦用商君,东地至河。”不过,秦国又跟魏国进行了几次拉锯战,才在秦惠王时期彻底收回这块战略要地。此外,《楚世家》称商鞅打过楚国,但《秦本纪》无记载。总之,君臣两人就这样精诚合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秦国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秦孝公是罕见的能同时满足几种不同君道的王者。商鞅法政强调“任法去私,言不中法,不听;行不中法,不高;事不中法,不为”;黄老道家强调垂拱无为,君主不必亲力亲为、而是发挥大臣的作用;墨子倡导亲贤急士;荀子说“君道者,能群也。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这些标准,秦孝公无一不符。

商鞅是幸运的,有这样的领导做后盾,他才能把变法理想化为现实。秦孝公也是幸运的,他得到的是彻底改变历史趋势的商鞅。但魏惠王在一个方面比他们两人都幸运——活得更久!

秦孝公在位第二十四年就逝世了,商鞅不久也遭守旧派诬告,被新君秦惠文王车裂。这个新君就是当年犯法被处罚的太子。《史记》里商鞅出逃、起兵反抗仿佛一部剧情片。而《战国策》记载简明多了: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

商鞅的结局跟伍子胥一样惨,但比吴起又幸运多了。楚悼王死时,吴起还没完成变法。秦孝公死时,商鞅已经圆满完成了最彻底的变法。而且他的法传得很久,不像管仲死后新政也逐渐解体。

《战国策·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载了一个令人感伤的信息: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秦孝公在临终前一度打算传位给商鞅,但商鞅当然不肯接受了。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是转载,秦孝公这个才是原创。这对绝版功臣的感情之深,丝毫不亚于刘备与孔明。

当然,人们对此看法各异。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权谋试探。甚至有人认为,秦孝公就是用这个办法暗示秦惠王杀商鞅。也许,我们习惯了用复杂的眼光看世界,少了些先秦人纯粹的本色。是否试探,我也不敢一口咬定是或者不是。但暗示儿子杀功臣,这个太说笑了。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怕唐高宗驾驭不了大将李世绩,找了个借口把这位老战友打入大牢。唐高宗不解,李世民说等我归西后,你把他无罪释放,他就会对你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为父这是替你背黑锅啊。布衣天子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太子朱标提反对意见。老朱丢了一个荆条对小朱说:你爹我帮你把荆条上的刺都拔光了,你就能拿这跟棍了。看到没有?只有老爸帮儿子铲除威胁的,哪有叫儿子替自己背杀功臣的恶名的!

所以说,秦孝公真想除掉商鞅,他会自己动手,而且不留痕迹。别忘了,他能不动声色地镇住所有反对派,必然有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

也许我的判断不对,但直到目前我仍认为:秦孝公传位商鞅是真诚的。秦孝公发《求贤令》时说过要与功臣“尊官分土”的。他做到了。商鞅被封为商君(最高爵位),得到於、商十五邑。(这片土地是秦楚必争的战略要地。秦孝公封功臣于此,跟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的想法是一样的——强臣靖边。)

秦孝公最忌讳的不是功臣,而是杀功臣。朴实的秦人做了《秦风·黄鸟》,委婉地批评秦穆公殉葬功臣。秦孝公深以为鉴,唯恐秦国再陷入穆公之后的混乱,又怎么会去杀功臣呢?况且,秦孝公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有驾驭顶尖人才的自信,所以他始终信任商鞅,不为任何非议所动摇。

魏文侯求贤若渴,还留下了猜忌名将乐羊的污点。秦孝公和楚悼王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猜忌变法大臣的不良记录。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像商鞅这样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强硬分子,真心不讨人喜欢,很难交到朋友。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你能想到的,秦孝公自然也能想到。

试问:天下间除了他秦孝公,谁还能用商鞅?谁还敢用商鞅?谁还能让完美主义者商鞅愿意效劳?秦孝公明白这点,所以他用不着忌惮商鞅。商鞅也明白这点,自己无论去哪里,都再也遇不到孝公这样的完美领导了。青山不在,松柏何存?

变法之臣的生命想要保全,除非变法之君比他们死得晚。可惜,秦孝公才四十五就没了,比他更老的魏惠王却能继续在孟夫子面前假装敬贤。没办法,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

秦孝公临终前最怕两点:一是老对手魏惠王和新即位的楚威王趁机找秦国麻烦(按《史记》的说法,秦惠王上台的年纪还不满二十),二是有犯法前科的秦惠王可能在他死后搞复辟。所以,他想让商鞅盯着。

当然,他传位的真实意图应该是——让商鞅扮演托孤大臣摄政的角色,效法伊尹、周公辅佐幼王的先例,等幼王长到了再还政。这个年代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玩禅让制的社会土壤了。绝版变法君臣组合,多年的知己战友,虽非刎颈之交,命,却是连在一起的。正如楚悼王死后,吴起马上就中箭;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很快被车裂。

所幸,秦孝公的求贤政策与商君的新法被朝野继承发扬。秦国不仅还清了几代人欠下的烂账,并成为战国历史的新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