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人生观 吴稚晖:实事求是 莫作调人

吴稚晖曾不止一次,也不止向一个朋友说过,他在南菁书院读书时的一段故事。他看见他的老师黄以周的书房壁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吴稚晖说,这八个大字对他产生终生的影响。胡适先生在他纪念吴老先生的文章里,即以这八个大字作为副标题,。在论述吴氏的反理学精神时,也是以这八个大字为中心。

这八个大字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人、做事特别较真,一定要求个真是真非,求个准理。这就是“实事求是”。二是认得真是真非之后,站在“是”的一边,沿着“是”的一条路走下去,绝不模棱两可,绝不和稀泥,绝不做调和派,搞折中主义,两面讨好。这就是“莫作调人”。

这两条其实真正实行起来,相当不易。但吴老先生可说是说到做到。要做到这两条,首先必须看事情看得真切,见理见得透彻。吴稚晖能做到这一点。试举一个例。

1923年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当时参与争论的两方人士,大多仅仅围绕着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争论不休。胡适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序时,虽也不满意大家未抓住要领,但他所认为的要领,也只是要说明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会产生怎样的人生观。

过了几年之后,胡适悟到:当时只有吴老先生看到问题的真正焦点,那是理学与反理学斗争的继续;是所谓精神文明论与物质文明论的对立;是走心性修养之路还是走格物致知之路的分野;是人生观与人死观的的根本区别。

吴老先生把人生说得极其透彻明白,他认为人生不过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戏。请作如是观,便是人生观。”说得直白,听了好像很不雅,其实就是如此。人在这个人生大舞台演戏,先要活着,于是,要吃,要穿,要住,产生了种种需求。

为了满足需求,所以要动手动脑去劳作,做器具,帮助生产。器日益精,产品亦日益精,于是生活品质提高,社会进化,人自身亦进化。可见,一切都源自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物质的需要。

没有物质,精神就化为乌有。所以,吴稚晖的人生观里,开除了上帝,驱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之类。什么孔孟之道,心性修养,都需在满足了衣食住以及生儿育女等等纯物质的需求之后,才能顾及。

古代人,生产力薄弱,官僚、贵族依靠劳动者的血汗,在满足物质需求,尚有余裕的情况下,讲究一些精神的需求。他们有独占优势,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到这个精神领域。于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高官贵族们就越把这些精神性的东西,说得了不得的重要。

有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才可以上通于天,通于神。可以增福、永寿。所以,精神生活被过分夸大,说什么,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说什么中国有高度精神文明,而西方人只有物质文明等等说法,都是骗人的。

张君劢一流人,也许主观上不是存心骗人,但客观上,这肯定是骗人的。精神文明肯定是需要的,但第一,精神文明必定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二,不能在不顾及广大群众的生存状态的情况下,追求少数人的精神文明。违背这两条,片面强调和夸大精神文明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自古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斗争,宋以来的理欲之争,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都是如此。

吴稚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其见解最透彻,最直白。

吴稚晖看问题不但看得透,而且看得远。

一件事就是他最先提出“清共”的问题。从共产党人的立场,当然这只能说明吴的“反共”。但从中国政治史、革命史的角度来看,说明吴氏比较难有远见,他比别人早一些看出国共必然分裂,必须分裂。其实国共合作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从学理上说,不同政党间,在一定时期,在某一政略或政策上达成共识,就可以合作,目的达到后,再各干各的事情。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说,当时最大的敌人一是军阀,一是列强。而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可以建立某种合作。

但合作的形式,按道理,既然是两个不同的政党合作,当然只能协议式的合作,不可能两党合并,既合并,就不是两个党,而是一个党了。但提议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又要求加入国民党只能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这事本身就非常的玄乎。所以,当初陈独秀等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没办法,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物质上靠国际的支援,理论上要受国际的指导,小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按国际的指示办。但在实行中,很快就暴露矛盾。两个党,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所用手段不同,又有个领导权问题,没法不矛盾。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一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各地农民运动搞得天翻地覆,直接冲击了国民党各级军政干部的利益,再加以领导权这一敏感问题,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日益产生反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稚晖看出,共产党是国民党最严重的威胁,吴稚晖断定国共合作必须终止。从另一个角度看,吴稚晖认识到两党的根本分歧,认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最大威胁,恐怕很难说他看错了。

不仅如此,吴稚晖稍后还看出,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的时候。这大约是他提出“清共”的问题不久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出共产党将来会“大得意”,不能不说,他很有远见。

我们前面说,共产党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在中国,内忧外患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谁抓住人心,抓住大多数,谁就会在政治上占得优势。吴稚晖已看到共产党的这一长处,并意识到,在相当一个时期,国民党无法把已被共产党拉过去的群众再拉回来。所以,他断定,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时候。

但吴稚晖不是一般政客,不会因看到共产党会得势,他就去转而拥护共产党,他一生坚决不做调和派。他认准自己的道理,一生坚持反共。

最后,想谈谈吴稚晖做人的一个方面,也很体现了他“莫作调人”操守。

一是他一生坚持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素食,从不讲排场。过着一种近乎清心寡欲的生活。

二是他能彻底免俗,从不请客送礼,也从不接受送礼,从不做寿。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中国人太讲究这些了。你要完全拒绝这一套,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吴老先生能做到这些,实在令人敬佩。昨天是教师节,我感触颇深。我多次强调,要学生们不要送礼物,可是终不能杜绝。我昨天再次强调,并引证吴稚晖的例子。要用吴稚晖的例子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检验我们今天的官场风气,我们真应该感到惭愧。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为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后留学于日、英、法等国,其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53年病逝于台湾,终年88岁。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热心文化事业,学贯中西,建树颇多,影响甚大。1963年,吴稚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他个性狂狷率真,诙谐幽默,号称民国第一怪人是民国史上一个一言难尽、颇耐品读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