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焰和秦文 金焰与秦怡的故事(下)
老金去了将近两个月,但由于剧本一直未修改好,戏迟迟不能开拍,而他出国前的胃病又发作了,因此,德国的电影厂决定让外国的演员都暂时回国,等剧本完全定稿后再去。回国前他们剧组的制片主任与副导演一定要陪同他去百货公司购物,这本来是极其普通的事,老金对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当然他也喜欢看看外国的百货公司,而他最欣赏也是最想买的就是录音机。
当时,那种录音机还很笨重,但在国内,个人是没有的,所以他省下了一些伙食钱,想买个录音机。
他一直说如果有个录音机,就可以大大改进自己的台词,对如何处理戏有极大的帮助。正好这位制片与副导演能讲英语,所以他们自己就能沟通了,老金选中了、买好了录音机,可是,主人一定说这是制片厂送给他个人的,硬把钱退还给他,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老金只好收下,并请了两位德国朋友吃饭,以作暂时告别之礼。
没想到这一切竟成了他的许多罪状,不知何人打了“小报告”。
在他回来的时候,使馆根据“小报告”写了一封信给文化部,这封信还叫他本人带回转交文化部,殊不知他手里拿着的急急要交给文化部的信正是数落他罪状的信。回到北京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信交给文化部。然后他因过度疲劳而胃大出血昏倒在他住的北方饭店的洗手间内。
当晚我接北京来电“老金病危,速来。”我急得没了主意,当我第二天买好机票,准备去京时,老金自己又打来了加急电:“千万别来,我明日即返沪。”第二天,老金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到达了上海,我立刻把他送到医院,但他已奄奄一息。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他说:“你在北京人地生疏,连住处也找不着个合适的,北京的医院你也不熟,要让你去打各种交道,你也不是那种人,而且你晕头转向,连路都不认识,你的生活能力不强,弄到最后你也会病倒,所以我一醒过来知道有人打电报叫你来,我就立刻让你别来……”他即便在病危之时,也还是非常实在。
他说得很对,我在家里照顾他也照顾不好,又怎能去北京照顾他,其实他对我很了解,我虽有坚强的耐力,克制力很强,但活动能力很差,如果说他与我有什么相似,这一点倒也相似,只是他照顾别人很有办法,而我则笨手笨脚做不好事,可偏偏他得了重病。
我有时会想,如果他还和王人美在一起,那就会好多了,因为人美在生活上特别能干。
从1958年病发到死,老金基本上从来没有康复过,但他始终挣扎着自力更生,尽可能不麻烦他人。我一直工作不停,我知道他在长期卧病中深感孤寂和缺少照顾,然而他从不要我为他做任何事,他是个死硬派。
他在手术前还能稍稍走动时有时还去剧团上班,如果团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他都是自己修理,有一次大堂乒乓室的电灯坏了,他还爬上去把灯立时修理好,一位新分配来的青年演员只知他是个修理工,而不知他就是他们的团长。
老金从来都是生活情趣十分丰富的人,养花、养鸟、养猫、养狗这些当然不在话下,打猎、骑马、射击、体育,样样精通,平时妇女做的活,他也件件拿手,如织毛衣、踩缝纫机、剪裁等,烧菜更是色香味齐全。
许多东西他都无师自通,如他会拉二胡、小提琴、绘画,汉语拼音刚一提倡,他就学会了。当然,他的某些爱好,在那些特定时期也没少受批判,他如能活到今天,他也能看到他那些曾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爱好,现在也已是时髦了。
最主要的是他是出于爱好,出于实用,他并没觉得自己想去炫耀这些东西。他在汽车厂劳动时,那里的工人老师傅一直与他一起切磋技术,在生活上也与他非常谈得来。他与这些老师傅保持了长久的友谊,一直到他逝世。
老金与我谈艺术图2
老金因为有病,唯一的消遣就是躺在沙发椅上看一会儿电视,中央台的新闻是他必看的,天气预报也是必听的,我们全家人想要知道天气如何就都去问他,但看球是他最大的嗜好和乐趣,他自己身体好的时候,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无一不爱好,上影还成立过篮球队,他是主力。
过去局里厂里举行运动会他样样都参加,还得过锦旗、奖状、奖章等,我还替他从那个疯狂的年代中抢救出来一二张奖状。总之体育是他的命。
所以,我这个“电影疯子”,也只好放弃电影、电视,以满足他看体育的享受,但有一次有一部很好看的外国片,我现在忘记了片名,其中的导演和演员都是我们熟悉和喜欢的,这一次他同意和我一起看故事片。看完后,我当然欣赏不已,他也觉得不错。
他忽然问我:“你为什么会觉得好呢?”我一时倒答不上来,只说:“我觉得演得那么舒服,简直不像演戏,可又都是戏。”他说:“这是导演与观众有很多共鸣,有着一种心理的默契,非常清楚观众需要看什么,观众此时想看到人物的近景、特写,他就让观众看到人物的近景、特写,观众希望看到人物将怎样处理面临发生的一切,就给观众看足这一切,这样观众与人物一直是有共鸣的。
而不是让观众看出我导演的本事很大,故弄玄虚地搞一套,不是故意地去耍弄什么蒙太奇,而是使这种蒙太奇为人物和剧情的发展服务,各种各样的手法只要是能加强这种需要的就肯定会好,当然剧本永远是重要的……”
我从来没有听他发表过对艺术问题的见解,也从未去研究过他的表演究竟有哪些长短处,他也从来不喜欢更不热衷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我对他在表演上的看法也和别人一般的看法一样,认为他只是个本色演员,有些人是性格演员等等。
由于我们人云亦云,或是有点好就样样好,得了一个奖就可以得十个奖的这种做事表面作风是普遍的。老金在解放后没有演过主角,当然不被重视,但不久前我偶然看了他的影片片段,觉得他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表演能力,他塑造的几个配角人物都演得恰到好处。
像《伟大的起点》中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既有高级干部的气质与身份,也有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的一面,本来这种干部形象也可能演成一个哼哼哈哈的很概念化的人物,那时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干部形象出现,但老金没有这样处理;他演的《大地重光》中的机枪手,以及《暴风中的雄鹰》藏族老爹等,也都是极有生活,极真实的人物。
他在《母亲》中的革命人物的形象,有革命激情也富有时代感,虽然戏都不多,但给人留下印象。
我觉得他是塑造了人物的。因为是配角,也没得过什么奖,也不会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如今仍然存在,可能更厉害了,因为现在还喜欢一窝蜂和所谓“炒”。一个年年得奖的艺术家也不是没有败笔,一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也许蕴藏着某些宝贵的东西未被发现。金焰曾经被称为电影皇帝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别人了。
老金跟我这次谈话后,也改变了我总觉得他应该去做个工人而不应当做个演员的看法。
还有一次,老金正好去医院看病,我拿着刚刚看完曹禺的话剧剧本《王昭君》到他屋子收拾房间,收拾完后我就把剧本丢在那里了。这是我这个“马大哈”的老毛病,走到哪里就会丢到哪里。
老金真是极少看文艺方面的书,他喜欢看工业方面的、建筑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书,或是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但这次我把剧本丢在他的床边了,他大概是顺手拿来看了,看完后他来还我书时说:“你倒是非常适合演王昭君。
”我没有想到他说这话,所以就问:“我为什么适合?”他说“首先是你的气度,还有你的韧力,还有你比较野的性格,但你的外表不野,你显得大方。所以如果各方面配合得好,你绝对可以演王昭君……”我说:“我是看着玩,根本没有人要找我演什么王昭君。
”他接着说:“你这个‘电影疯子’,别看整天拍戏拍戏,你的戏命也不见得比我好到哪儿去……”我一听此话真想哈哈大笑了,原来他什么不说心里倒还明白。我说:“命,还有客观因素,‘疯子’是我主观上的,我愿意当‘电影疯子’!”
小白花
“文革”以后,老金的病加重了,除了胃切除后的综合性倾倒症,又加上了肺气肿,每天他都“唉哟、唉哟”地喘着气过日子,没有听惯的人猛一看到他这样,就会觉得他每天都会死去的样子,我虽已听惯,但仍然会感到有点紧张。
可即便是这样,他每天仍要端一盆盆的水去浇灌阳台上那剩下来的一两盆他心爱的花。那是一盆玫瑰与月季嫁接的,种子是张冀大哥给他的。那盆玫瑰月季盛开鲜花时,那特有的奇异的艳丽的黄色和红色,是那么诱人。
我这个整天忙忙乱乱的人,只要有机会走到阳台,我也会呆立不动,痴呆地看着这些令人感到生机勃勃的花朵,而舍不得离去。怪不得老金病得这样严重,还在照顾着它们。但每当老金住医院回来时,玫瑰就低下了头,好像为他的病在哀叹,虽然我也曾想在老金不在时出把力,但由于我对花的养护一无所知,因此我未能挽救它们,这些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过光彩的花朵,一盆、两盆,它们渐渐地枯萎了。
老金一定极其心痛,但他没说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精疲力竭了。
但是还有一盆小白花始终陪伴着他与我。这盆小白花是我有一次无意中不知从什么地方采集来的,我只把它随便放在一堆泥土中,由于老金对它的浇灌和培植,它忽然盛开鲜花,每次开放都不下十几朵。
我特别喜欢这盆小白花,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多管,自己就能茁壮成长,有时我一连忙几天忘了它,甚至我以为它已枯萎了,但只要我随便给它一点水露,第二天它又能盛开。小白花非常普通,五瓣白花瓣,花心是黄色的,它并不艳丽,但它使人赏心悦目,满目生辉。
我经常在夏季时,一人坐在阳台上到深更半夜,看月亮和星星,小白花好像一直在与我交流。有时我出门了,一回到家,我也会立刻去看看小白花。1983年12月27日,老金和我永别了。
我不知道多少天再没有去看小白花了,我想它和人一样,总有一天要枯萎的。但我心中多么希望小白花能继续抬头看看我,我不断地为它浇灌,忽然有一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窗门时,42朵小白花向我招手微笑,“啊!小白花,小白花,你这么好,你没有让我失望,你又使我鼓起勇气去生活!”我要把心中的一切都向小白花倾诉!
可是,小白花从这次盛开之后,逐渐枯萎,自此之后,它再也不抬头了,直至全部枯萎。它究竟还是跟着最早培植它的主人走了,再不回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