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的婚外恋 钱学森蒋英: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奏
钱学森,科学思维,二重奏,科学领域,拆检
要闻
▲1955年10月,钱学森与蒋英携两个孩子,克服重重困难后回国。
王文华 王 曦
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音乐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评价妻子蒋英
如果说,钱学森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科技的发展建立起一座丰碑,那么蒋英就是丰碑旁盛开的艺术之花。他们用音乐与科学,组成了美妙悠扬的二重唱,给世界留下无尽的回响……
波士顿的“蜜月期”
对于蒋英来说,结婚意味着将要放弃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歌唱生涯,去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开始全新的生活,但夫妇俩还是决定离开国民党统治的上海。钱学森也拒绝了蒋介石发出的担任上海交大校长的邀请,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
钱学森先期到了美国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准备迎接新娘的到来。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至今还摆在他们家中的那架黑色德式三角大钢琴,它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浪漫的气氛。
1947年11月,蒋英来到了美国波士顿。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在波士顿的往事,依然回味无穷。那是蒋英来到美国波士顿市与钱学森团聚的第一天。新婚夫妇在一起吃完早饭,钱学森泡了一杯茶喝完,站起身说:“那我走啦,晚上再回来,你一个人慢慢地熟悉吧。
”蒋英吃惊地看着丈夫想:这叫结婚啊?我才来第一天呀!举目无亲的蒋英,既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熟悉任何地方,她只能手足无措地等待着钱学森回家。直到夜色来临,钱学森才归来。
蒋英回忆:“直到晚上五六点钟,钱学森回来了,就客气地问吃什么饭?我说不会做饭。于是,我们就到外面吃了一顿快餐。”回到家,钱学森的举动又让蒋英吃了一惊。钱学森泡了一杯茶,拿起茶杯对蒋英说:“回见,回见。
”蒋英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拿了一杯茶进了小书房,门一关,不见人了。到晚上12点才出来。蒋英在美国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为人妇,开始学习家务。她也许没有料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会长期面对这样的生活。
从结婚的第一年第一天往后这六十几年,钱学森只要在家,几乎天天晚上都是吃完饭,自己倒一杯茶,到小书房里去看书,直到半夜才出来。但是蒋英的到来,依然使钱学森感到快乐和温馨,蒋英的琴声和歌声给钱学森创造性的科学思维带来了灵感。
蒋英讲述:“我们结婚以后,礼拜天只有半天休息,上半天陪我去散散步,他说下半天他要看书;或者说他礼拜天下午陪我去玩玩,上午他一定要看书。他是非常用功的,我在边上看着,所以说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的学识、学问不是完全凭天赋,他后天很努力,流了大汗,像他这样用功的人可是不多的。”
钱学森除了忙工作,还是会抽出时间陪伴妻子。由于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到美国后,英语一时还未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大笑。蒋英后来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小楼里便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和蒋英的美满婚姻当时在美国成了朋友们的佳话。钱学森的恩师、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说:“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英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的确,钱学森结婚后,在言谈中变得更加“俏皮”,更富于幽默感。
朋友们都知道,钱学森每次到外地演讲或参加学术活动,总是忘不了给妻子蒋英买点她喜欢的纪念品,尤其不能忘记给她买钢琴曲或新唱片。在他的家中,从钢琴独奏曲到钢琴协奏曲,应有尽有,而且全部都是豪华版。
蒋英在大洋彼岸开始了婚后生活。她预订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年票,尽可能欣赏一切高质量的演出,还潜心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唱片和乐谱,这样的爱好伴随了她一生。
辗转寄出一封密信
1954年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回国是钱学森和蒋英一家人心中最大的期盼。蒋英说:“1955年5月,这个时候,很巧,我打电话到‘中国城’买大白菜、粉丝,我让他们给我送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给我送来了。这送菜的人就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仔细一看,发现毛主席身后站着我们的太老师陈叔通。我们激动极了,看到太老师站在毛主席的旁边,那我们的回国梦就可以实现了。”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蒋英和钱学森的杭州同乡,这位清末翰林是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蒋百里、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陈仲恕,就是陈叔通的兄长。
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1947年,蒋英和钱学森回国结婚时,也曾看望过陈叔通先生。蒋英说:“陈叔通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叫他太老师。我们得想办法跟他联系,给陈叔通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场面十分狼狈。
8月4日,中美大使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约翰逊告诉王炳南,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
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的呢?
蒋英和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量。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信件。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huai Kuo,Cornell University,Ithaca,N.Y.),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
钱学森与蒋英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
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蒋英和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联邦调查局并未认出蒋英的笔迹。
避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把信投进邮筒,也是重要的一环。蒋英想到,在比较远的街区有家大商场,里面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蒋英走进商场,看到周围暂时无人注意她,就悄悄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中。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英回忆说:“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跟中国政府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又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你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和蒋英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有变。他们先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公司说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和蒋英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
向国防部要丈夫
1956年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再像在美国那样丰富多彩,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碌,两个人经常一分别就是数月。蒋英说:“他自从干了这个,打球、照相、画画的爱好都不要了。”
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领导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钱学森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要到大西北的荒漠第一线去工作,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风餐露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
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不留电话和书信。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近三十年里,钱学森肩负了很大的压力,那时,他经常神秘“失踪”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全靠蒋英。
有一回,钱学森又“失踪”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五院的同志回复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
”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失踪”,有些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仅要对新闻界、对朋友绝对保密,连对家人也要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她慢慢习惯了。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想这肯定是钱学森参与的工作。
后来,只要是钱学森穿着大皮袄和大靴子风尘仆仆地回家来,蒋英就猜出来丈夫是到大西北去了。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钱学森对于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管,蒋英也慢慢习惯了,她越发理解钱学森的工作,觉得不能干扰他。她对钱学森说:“我是搞音乐的,你是搞工程的,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所以蒋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音乐方面,也做出了巨大成绩。
钱学森一生扑在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中,直到1991年,当80岁高龄的钱学森退休之后,才终于可以与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蒋英说:“一直到他退休为止,我们才能一块去散散步、谈谈话,在那以前我们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应该的,所以说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连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当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蒋英甘心情愿为丈夫默默付出,不让他有后顾之忧。当时钱永刚的爷爷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蒋英担负着照顾三代人的生活。为了让钱学森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工作,蒋英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揽下来,不让钱学森为这些事情费心、费时间。
在钱永刚教授的印象中,母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蒋英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但孝敬老人,而且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得特别好。钱永刚教授还记得,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给家里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送过年礼物,这些事情常常是让钱永刚去做的。
蒋英对于科学家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无时不在,以致有人说蒋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幕后功臣”。如果说钱学森是一座高山,那么蒋英就是潺潺的流水。高山流水,相知相伴,他们用一生演绎了一曲和谐的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奏。
温馨的晚年生活
几十年来,他们夫妇不仅事业成就辉煌,而且堪称做人的楷模,夫妻相敬相爱的楷模。钱学森不止一次对蒋英说:“你们搞艺术的人需要灵感,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因此,尽管钱学森那么忙,他还不时抽时间参加文艺界的一些会议,谈谈一己之见,并经常为文艺刊物撰稿。钱学森晚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灵感是潜思维》,观点颇为新鲜,无论对文艺领域或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蒋英和钱学森退休之后,蒋英常常听到丈夫在轻声哼唱勃拉姆斯的一组套曲。勃拉姆斯花费了十六七年的时间完成套曲写作,包含“悲怆”“田园”“英雄”和“帕萨卡利亚”四个主题。这组套曲包含着人类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钱学森为什么做人那么坦诚、洒脱、质朴、幽默,治学如此勤奋,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又对名利极为淡泊。
钱学森还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仅是作曲家,还是音乐诗人、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讲述情感,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
共同的音乐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夫妇二人还合作发表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社会主义文化学、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成果无不是与蒋英爱情的结晶。
晚年的钱学森在病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每天,工作人员给钱学森读报纸时,蒋英总是默默地陪在旁边。
蒋英活到了93岁高龄,钱学森年长蒋英8岁,活到了98岁高龄。这对传奇伉俪,何以能够同享高寿?细究之,或许用音乐陶冶心灵,功不可没。
钱学森和蒋英能够携手人生百年,爱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腿脚不便的晚年,夫妻俩仍然每天坚持手牵手散步,生活中处处透着恩爱。钱永刚十分感慨:“父母的爱是一种无言的陪伴。”
2001年10月,香港霍英东奖评奖委员会授予钱学森“霍英东杰出奖”,奖金港币一百万元。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去领奖,委托蒋英和儿子钱永刚前去。临行前,钱学森十分高兴,看着穿戴得体的老伴儿,笑眯眯地说:“你去领钱?”
蒋英说:“是的,我把支票领回来。”
钱学森又对儿子说:“你去领奖状。”
钱永刚说:“是的。”
钱学森幽默地说:“那好,你要钱,我要蒋。”
家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钱学森自己乐了。
没过多久,蒋英领回的一百万元港币被捐了出去。蒋英曾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作为和钱学森相伴62年的妻子,蒋英的内心也有一份愧疚:“他很懂美食,可惜他没这个条件,一辈子没吃过美食,至少是很少。我很可怜他,因为我不会做美食。” 但是自回国后钱学森对妻子蒋英更感到惭愧和抱歉,他觉得自己从未有时间好好陪伴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