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的女儿遗书 胡适与黄侃的白话文之争:“才疏学浅”与“干不了”
"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革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弃文言而用白话。在当时,主张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一批新潮文人,把流行几千年的文言丢到一边,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群体。其中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推行白话文的领袖人物,当属胡适。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形成系统理论的,就是他首倡"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民国六年(1917)一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他对当时文学的八项主张,被后人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儿;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儿。——这就是"三白看法"。
胡适主张:"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段文字的语体形式可归入顺口溜、打油诗之列。
胡适写文章就用通俗直白的语言,他有许多精妙的"大白话"哲言,较之象牙塔里的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至今仍对中国人颇有影响。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
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等等。
"五四"前后,著名经学家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侃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摇摇头,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你的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黄侃得意而归。
还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讲课中,竭力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完成出版了上半部,后阴错阳差,全书久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对此评论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遂问其故。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
黄侃与胡适就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问题,在北大课堂上针锋相对地斗法。今天看来,很有意思。至于谁对谁错,谁厚道谁尖刻,不妨撂到一边。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感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主旨"兼容并包"所产生的自由、平等、开放、争鸣的氛围,领略在课堂教学中思想交锋的坦诚、尖锐、冷峻和幽默,确实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