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商鞅变法的功与过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被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为什么秦孝公死后,商鞅会被车裂灭族呢?为什么这个富国强民的功臣惨死,没有人同情(“秦人不怜”)他呢?前人的总结可见民心向背。

极端功利主义,断送长远之道

与孔子不同,孔子推行自己的仁道,即使不被重视也不改原则。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商鞅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仅仅29岁,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才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据《史记》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在三次接见中,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

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商鞅知道即使秦国变法强大,后世必然不复殷周的文明成就,因为霸道非古代先贤留下的正道。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而商鞅崇尚暴力威化,辣手治国。这也是迎合秦孝公的心,杀鸡取卵之举。

立法轻罪重刑 人民胆战心惊

商鞅为人刻薄少恩,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

唯利是图 无情无义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可以出卖信义,无所不用其极。打着友谊的幌子全歼魏国军队。

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于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国家成战争机器 秦人嗜杀

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

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推崇暴力,“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

后来有人以秦国 “与戎狄同俗”,谓秦人有“虎狼之心”,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

《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

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颇有仁义古风。而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

变法败坏传统 变出功利社会

商鞅的霸道与被尊崇的帝道和王道都不同,为了排除干扰,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然而,他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可以说,商鞅是那个时期的反传统先锋。

商鞅变法虽然改变古法,制定秦律,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也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

赵良论商鞅必亡

直到今天,商鞅的连坐制度还延续在这个国度阴魂不散。所以就难怪,商鞅能被一些人看作了不起的改革家了。是商鞅真的见解高明,跨越古今吗?我看,不一定。只是古代的圣贤之士不愿意放弃王道,因而弃霸道不用而已。高明的人自然能看出霸道的危害,而有信仰的人绝不会采取急功近利之举。与商鞅同时期的大臣赵良就预见到商鞅的下场。

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十年,权焰熏天,志得意满时,赵良却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靠巴结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飞黄腾达。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着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

“你利用法律手段来排斥异己,对政敌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这不是执法,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

“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地欺凌他们。诗经说:‘老鼠都举止得体,这人却蛮横无礼,既然蛮横无礼,何不赶快断气。’根据诗经来看,这不是平安长寿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这几桩事,不是得人心的举措。”

“你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着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门。书上写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灭亡。’你现在处境危险的就象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还想延年益寿吗?”

“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

“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利益,要垄断所谓教化,要积蓄百姓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可以坐等灭亡的来到了!”

商鞅哪里听的进盛世危言,依旧我行我素。

商鞅死于自定的法律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即位,太子老师公子虔告发商鞅意欲谋反,秦惠王下令派人逮捕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人,就潜逃到边境,天黑了想在旅馆里住下。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

商鞅这才哀叹道:“天啊,苛法的害处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他不敢住店,连夜逃到魏国。然而魏国因为他曾经背信弃义,又是秦国的通缉要犯,拒绝接纳他。商鞅逃回自己的封邑,纠集一帮人马进攻秦惠王。秦惠王调动大兵讨伐,将商鞅兵击破。商鞅又向东逃亡,路上被擒获杀死。秦王对大臣说:“各位不要象商鞅一样造反!”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商鞅家族灭族。

一家之言评商鞅

赵良对商鞅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历来治国者如果能引以为戒就会避免商鞅的下场。

维护商鞅的人把秦国强大后统一了中国的功劳归于商鞅变法,那么秦国的火速灭亡是不是也是商鞅变法的恶果?秦地在商鞅变法后改变的民风,造就了秦始皇的治国取向,秦朝的律法难道不是继承了商鞅的遗风吗?如果说汉朝继承了秦的传统,没有商鞅可能就没有秦汉,那更是无稽之谈。没有商鞅,周代诗书礼乐八百秋,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人文时代。如果没有商鞅,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个王道国家统一中国也未可知。

历史不能重演,商鞅变法的恶果是不能以秦国的暂时强大来抵消的,这类似希特勒执政时德国强大,而后人耻于谈希特勒的治国功绩一样;也如同今日国家的发展以牺牲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商鞅式的强国之法趋人步入功利追逐,必然导致日后的治理危机,社会不和谐,而崩溃之日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