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著作 易言(郑观应著作)
19世纪中叶以后,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危急存亡之秋,内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深深刺激了晚清志士郑观应,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1] ,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在1862年写了《救时揭要》一书(1873年出版),表达他对时局的感慨,但其思想仍停留在旧的层面,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却认为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 才是救国之道,并未成熟。
此时,中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郑观应积极投身其中,参与洋务企业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的运营中。在这一过程中,郑观应随着阅历的丰富,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光之交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关于《易言》的著述动机,郑观应在自序中写道:
往余同治庚午、辛未(1870、1871年)间,端居多暇,涉猎简编,偶有所见,随笔札记。内之积感于寸心,外之眷怀于大局。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自强之道不外乎此数大端而已。因是宏纲巨目,次第敷陈。自知但举其略,语焉不详。积若干篇存之箧衍,徒自考镜,未尝感以论撰自居。而朋好见辄持去,杂付报馆,又阑入近人所刻《闻见录》中。丑不自匿,尝用蹴然。[3]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在同治后期阅读了许多著作之后,结合时局,写下心中感想,并以“自强”为宗旨,由此诞生了《易言》这本书。
易言主要内容编辑
“易言”一名取自《诗经·大雅》中之“无易由言”一句,意思是不要轻易发言,表明了郑观应对他观点所持的谦虚谨慎的态度,而其笔名“铁城杞忧生”也是想说他只是杞人忧天而已。《易言》全书分上、下两册。论述的项目如下表:
从这些文章的名称可见,郑观应列举并论述了关于国家制度各方面的广泛问题。他所议论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即消除中国因袭的陋习,接受科学技术,开发产业,奖励通商,以实现富国强兵;同时主张履行万国公法,与外国缔结对等外交。
郑观应在其《易言》笔下充满了爱国思想,他揭露欧美列强的侵略野心,他强调:“西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而“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其中煽害,倍甚通商”。
[4] 他虽然强烈反对欧美侵略,却也非盲目排外,而是意识到实行“公法”与国家的强弱密切相关,提出 “公法约章宜修也”,同时提出“兵制阵法宜练也”,“枪炮器械宜精也”,“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
[5] 他提出学西学主要是为了“制胜”对方,“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6] 郑观应还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
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7] 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
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8] 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
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
[9] 不过,《易言》仍未脱离“中体西用”思维的束缚,仍希望用“中国五帝三王之道”来作为根本,借助西法来达到富强的目的。
易言历史影响编辑
易言中国
《易言》成书后,郑观应于1875年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为其作序、作跋,并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于1880年刊印发行。
1881年,郑观应又请沈谷人、谢绥之将原稿36篇删并为20篇,由上海淞隐阁排印再版,仍用《易言》之名,而作者改署“铁城杞忧生”为“铁城慕雍山人”,取期再现雍熙盛世之意。郑观应此次作出的删改,具有明显的倒退和保守性质,将1871年所著之原书中的许多精华剔除,而其新笔名也似乎暗示了他正回归“天朝上国”的心态中,这无疑是由于当时边疆危机的加剧、俄日法纷纷入侵导致郑观应的民族主义的上升所致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郑观应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到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的基础上推出了振聋发聩的巨著《盛世危言》,全面阐述了他学习西方、维新变法的进步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核心思想,如“商战”、“君民共治”等,都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易言》的观点。
然而,或许是由于被《盛世危言》的光芒所掩盖的因素,《易言》一书并没有那么受人瞩目,甚至可以说被中国人淡忘了。但是在邻邦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中,《易言》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易言朝鲜
郑观应后来《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谈到《易言》“风行日、韩”[10] ,可见《易言》一书在海外日本、朝鲜诸国有很大影响,其中在朝鲜影响尤大。传入朝鲜的《易言》,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时,从中国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那里带来的,而黄遵宪手上的《易言》当是1879年访日的王韬带去的,当时还是没有公开刊行的二卷三十六篇版本。对此《梅泉野录》一书记载道:
“庚辰十月,金弘集还自日本,进《易言》二册。《易言》者,清人黄遵宪所著也,大意处今日而欲致富强,必先学洋制而习洋技,累累数十万言,大略策士驰骋揣摩之见耳。遵宪携之游日本,弘集得之,以备乙览,盖欲上之默察天下大势,而亦原隰咨询之职耳,非有私意包藏也。拘曲之儒谓弘集进天主学,攻驳之论纷然而起。 ”[11]
这段记载说明了《易言》的主要内容及经由黄遵宪赠与金弘集的传播过程,是证明《易言》传入朝鲜的关键史料。但是,这段记载也错误地把《易言》的作者记录为黄遵宪,而且将黄遵宪赠与金弘集的另一著述《朝鲜策略》(这才是黄遵宪本人所写)所引发的儒林上疏事件(辛巳斥邪运动)混为一谈。
事实上当时朝鲜儒生的“攻驳之论”主要集中于《朝鲜策略》而非《易言》,但这并不代表着《易言》不受朝鲜人关注。事实上,《易言》也像《朝鲜策略》那样被朝鲜知识分子广为传阅,也确实遭到了保守人士的一些攻击。
儒学家李承熙在1880年时只有14岁,他在当年阅读了《易言》后,认为“《易言》忧中国之衰败,发言多切中时弊,然醉于西欧风潮,不知东洋先王之大道,故特书后以辨之”。
[12] 1883年日本《时事新报》中提到了朝鲜人“昔者不识此书(《易言》)之意义,斥为顽夷或天主教”。[13] 但是更多的朝鲜人则注意到这本书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易言》极大推动了朝鲜近代开化运动的展开。
1881年10月,朝鲜官员鱼允中和李祖渊访问中国上海,专程拜访了郑观应[14] ,第二年夏朝鲜文人姜玮也去上海拜访郑观应[15] ,朝鲜人士对郑观应给予特别关注,无疑是《易言》在朝鲜的传播所致。这一点从郑观应方面也可印证,他曾在给李祖渊写的信中提及“昨奉惠书并还前印《易言》书价银八十元”[16] ,并写了一首《高丽使臣鱼允中李浣西来购〈易言〉并询治策书此代柬》诗:
尧舜秉至公,无为天下治。嬴秦虽至强,徇私亡国易。所以贤君相,孜孜为民计。民强国自强,道由策富致。致富勿愚民,广学开其智。舍此国必衰,贤者皆避位。威武不能屈,直臣谏而死。叵奈谄佞臣,偷生溺富贵。秦桧与严嵩,青史严击刺。《易言》惭管窥,宗旨亦如是。远询杞忧生,聊达区区意。[17]
从诗歌的题目可以看出,鱼允中等朝鲜官员不仅因《易言》而来,更向郑观应请教富强之策。郑观应也不吝指教,作了这首诗,并且对朝鲜人的来访颇有知遇之感。《易言》对朝鲜的影响不止于此。1881年底,朝鲜大臣朴定阳在其《从宦日记》中记载“以经理事蒙《易言》二册赐给”[18] ,可见《易言》是作为“内参文件”在朝鲜高官中免费传阅的。
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易言》更是广泛传播,这从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可以看出。
池锡永上疏在长篇大论地阐述了开化思想的最后写道:“凡自强御侮之策,具载于《易言》一部书,臣不敢赘进焉”。[19] 卞鋈上疏中建议将《易言》、《朝鲜策略》、《万国公法》刊行于朝鲜八道。
[20] 金永孝上疏中引用《易言》中“论水师”一篇,主张建立海军。[21] 尹善学上疏更是写道:“臣看中国人所编《易言》册子,可谓治世之要诀,而达权知变之士矣。始知天下事,不同于秦汉唐宋之世,而至今日而受变之极也……”。
[22]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这些上疏中可以看出,《易言》一书在当时朝鲜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可以说到了争相传阅的地步,而且他们都对《易言》给予很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富国强兵的蓝本,足见《易言》在朝鲜的巨大影响。
其中王韬在《易言》的跋文中写道:“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23] 朝鲜士人尹善学则在上疏中呼吁:“臣之欲变者,是器也,非道也。”[22] 完全是效仿《易言》。这句话进而演变为朝鲜稳健开化派的指导思想——“东道西器”,在朝鲜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
1883年春,朝鲜国王下令将《易言》校勘复刻,随后又翻译为谚文(朝鲜文),颁行全国各地。这种情况在朝鲜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看出《易言》对朝鲜近代化无可比拟的作用。由于被翻译为谚文,《易言》也被更多的朝鲜普通民众所阅读,从而郑观应的思想深入朝鲜人心。直到1899年,大韩帝国《皇城新闻》还发表文章《杞忧生小传》[24] ,可见郑观应的《易言》对朝鲜的影响相当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