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玄机笞杀绿翘 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的流转浮沉
这首《赠邻女》是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传世名篇。鱼玄机出身低微,生命多舛。关于她的生平,不见正史,多属传奇。
鱼玄机,唐长安人,字幼微,一字蕙兰,姿色出众,善思维,喜读书,擅吟咏。生与鱼玄机同时的皇甫枚《三水小牍》记载较翔实可靠。称鱼玄机“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鱼玄机同当时许多文人名士有交往,与温庭筠为师友,互相以诗篇赠答;与李郢同巷,居处接近,也时有诗简往返;还经常有一些风流之士,载酒拜访,席间鸣琴赋诗,风流倜傥,鱼玄机的酬赠诗最为出色。
鱼玄机现存诗50首,均收在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之中。《唐女郎鱼玄机诗》,世称“鱼集”,由南宋陈氏书棚印制,今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一宋刻孤本历经藏书名家之手,屡遭危厄,流传经过,堪称又一传奇。
水火病虫,古人称为书之“四厄”,又何尝不是人之厄运?《鱼集》是无价宝,藏书者是“有情郎”,纸虽千寿,人生苦短。《鱼集》的传承,穿插着一段段可嘘可叹的藏书故事。
“佞宋主人”让《鱼集》闻世
南宋临安城有河从皇城流出,河上有棚桥,桥北被称为棚北大街,大街上书坊林立,这一带的书坊刻本被称为“书棚本”,其中最出名的书铺就是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陈氏书籍铺印书,纸墨工料均选上等,是坊刻本中的精品。《唐女郎鱼玄机诗》正来自陈氏书棚。直到明朝中叶之前,《鱼集》的流转过程已无可考,在200多年之中默默无闻。
嘉庆年间,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从苏州书商五柳主人陶蕴辉处见到此书。因书主开价太高,黄丕烈一时“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最后以诚动人,用番钱五圆购得《鱼集》。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室名别号众多。江苏苏州人。平生无他嗜好,独对收藏宋本成癖。黄丕烈惜书不惜钱,买书不差钱。他曾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
黄丕烈毕生收藏100余种宋本,书楼由此取名“百宋一廛”(房一间为一廛)。他自号佞宋主人,清代藏书界的“佞宋之风”就由他而起。
每到除夕之夜,黄丕烈会邀集书友来家中举办别具一格的祭书之典。购得《鱼集》之后,黄丕烈两次邀请朋友来家中唱和此书,使得此书名盛一时。一次是得书的嘉庆八年,一次是去世前的道光五年。
黄丕烈好为藏书做题跋,现存800余篇,极有学术和史料价值。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黄荛圃每得一书,即加题跋。甘苦自知,寸心如见。”现存《鱼集》共25页,正书12页,正文之外的题跋倒有13页,其中黄丕烈的题跋占了11页半。
《鱼集》中收有“唐女道士鱼玄机小影”一幅,作画者是余集,应黄丕烈之邀而作。余集以画仕女见长,时有“余美人”之称,恰与“鱼集”谐音。
黄丕烈晚年财力已然不济,藏书陆续散出。去世前重病缠身,病榻之上总以《鱼集》为伴,不肯轻弃。他观看挚友周锡瓒旧藏残宋本《学斋佔毕》,写了人生最后一次题跋。周锡瓒和黄丕烈同为藏书大家,死后藏书多被子女甩卖,黄丕烈感慨道:“安知我之儿孙所不犹是耶?”果不其然。
“黄跋”中的一个失误
收藏《鱼集》,可考的第一人是朱承爵。
《唐女郎鱼玄机诗》有朱子瞻一印,印上有“朱承爵鉴”四字。朱承爵,明代中期江阴文村人。考进士屡试不第,于是潜心治学,其生平记录最为详细的是文征明为其所写的墓志铭。黄丕烈对朱承爵的来历所知不多,在题跋中将朱承爵误认为以爱妾换宋刻《汉书》的朱大韶:“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
明代进士朱大韶爱藏书,尤爱宋版书。他看上一本宋刻《后汉纪》,物主开出条件,要用朱家一美貌婢女来换才行。此婢女通诗书,工画艺,临行前题诗于壁:“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大韶读诗后悔恨不已,不久辞世。朱大韶死后,其所藏书籍亦相继散佚。
到底还是“凤随鸦”
黄丕烈身后,《鱼集》几度易手。1916年,终被“二皇子”袁克文在长沙得到。其藏书之处取名“后百宋一廛”,致敬黄丕烈。又名“皕宋书藏”,则是对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效仿。
袁克文入手《鱼集》,整夜欣赏。题诗多首,其一云:“吟身艳女郎,小集秘中箱。檇李曾依项,平江处事黄。幽魂埋宛委,倩影压缥缃。十二乌阑侧,长留字字香。”
闻知《鱼集》归袁所有,有湖南第一藏书家之称的叶德辉曾出言讥讽:“今为一纨绔子,以八百番饼购去矣!”并作诗嘲笑此事为“凤随鸦”:“陶轩宋甲胜麻沙,刻画无盐到我家。闻道才人嫁厮养,请君重谱凤随鸦。”
同为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出面打抱不平:“此宋本归寒云,不惟非‘凤随鸦’,而直‘凤随凰’也。”并且回敬了一首诗:“宓妃留枕待陈王,公子挥金喜若狂。杂剧谱成《无价宝》,千年真见凤随凰。”杂剧《无价宝》是由戏曲大家吴梅在1917年创作,讲述黄丕烈收藏《鱼集》的事迹。
除了自己及其家人的二十五方印,袁公子对于《鱼集》亦有版本鉴别的贡献。《鱼集》一直有“两刻”之说。之前书上有黄逢元题记,认为“前四页字体精极,审定为北宋刻;后八页稍粗,此南宋棚本”。袁克文将黄逢元的题跋剔除,并自作题跋说:“首四页尤极精整,后虽稍近荒率,然皆出于一时,若判为两代,则误矣。”
《鱼集》在袁克文手上收藏了20年,这期间数次为了救急,将该书质押出去。到了1937年因急需现款,无奈之下将书卖给近代藏书家潘宗周。价钱上倒是没吃亏,800大洋买的,卖了1200元。
袁克文藏书印中虽有“与身俱存亡”之刻,但是其对藏品只当消遣,多情并不专一,并不比黄丕烈、陆心源一般有执念。他也不觉是缺点:“寒云生平嗜古,所得佳品至夥,但亦偶供消遣,兴尽则视若浮云。或以质钱,或以易物,虽贬价受亏,亦所弗计。”
近代藏书家伦明是光绪年间的举人,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其中有写袁克文的一首,诗云:“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袁克文游戏一生,抑或是时运所致,生于豪门乱世却只能以癫狂自保,所谓才华不过浮云虚名,终身所藏只当昙花一现,赏玩而已。
1949年之后,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将《鱼集》捐于北京图书馆。此书不再随世浮沉,终得安身之所。
文章节选自沈沣《一部宋版书背后,叹不尽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