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我苏东 沈志华:1990年代 我到俄罗斯搜集苏东档案

八十年代,我曾经在南方做了几年生意。主要是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特别受歧视,那个时候劳改释放犯在社会上是最底层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老师特别器重我,所以我一出来找他,他就说你回世界史所里吧,我也很高兴,但是我那会儿已经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进监狱判了刑自然就都开除了。他争取半天不行,社科院不要,回不去。

回不去我想就算了。那时候张木生负责《百业信息报》,属于自负盈亏的那种,就是现在的《中国税务报》的前生。张木生说你就到我这儿来上班得了,我们这儿都是自己管的。后来我就去了,但是没待几个月,被人告发了,说张木生“招降纳叛”。

张木生虽然安慰我说你不用管,但我觉得不好,我想就算了。还有一件事也挺刺激人的,我在监狱里写了一本书,叫《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是我硕士论文的扩展。我的硕士论文虽然写了五万字,但搜集的材料特别多。

我在监狱里把它完成了,扩展成40万字的专著。当时出版社的编辑不知道我的来历,看书稿不错就收了,何况是一本学术著作,又是讲苏联的,也没什么忌讳。正在编的时候,他爱人问,你编谁的稿子?他爱人是公安口的,一听说是我,就说,这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个人吗?他们社里一听这个情况,马上给退稿了。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明摆着我在这个行当干不了了。

没办法,后来就做生意去了,其实我做生意的时候挺复杂的,刚开始拎着包给人家打下手,转来转去,慢慢就做起来了。我中间有一段是想回北京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愿意做生意,没什么意思。那会儿有关方面要编一套《二十一世纪文库》,主要是翻译国外的学术名著。

华夏出版社的老总张宏儒原来是我们社科院的,这套书最后是他终审。但是他没时间,这书内容太多了,他就给我写了封信,说要不然你来吧。我挺高兴,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学术界,但总是属于这个行当的,我就回去了。

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的合资企业当总经理助理。那老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干,因为他靠我给他张罗这个公司呢,专门从新加坡来找我谈了一个晚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爱看稿子。

他说你就拿到南方看,我说那哪行,你得跟作者谈、找资料什么的。谈到最后,他说要不然你一半时间在那儿,一半时间在南方。我说都不行,我只能回北京去。而且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我说其实我对做生意不是太感兴趣,我是没办法,没工作也没生活,没着落,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回去。最后弄得挺不愉快的,后来我还是回去了,干了一年,那一年我真的是卖命。

这套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我是代出版社在审稿,就是他们有翻译,翻译完了有校对,校对完了有编辑,编辑完了最后我审。他们就给我租了一间房子,我差不多有十个月没出门,就在那屋里头,光方便面我就吃了三个月,后来我见着方便面就要吐。

那会儿我也懒得出去吃饭,主要是怕耽误时间。一天大概能干少则15个小时,多则18个小时,我除了睡觉没别的,就看这稿子。当时他们策划100本书,我一个人大概编了60多本。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文和俄文再恢复一下,对我自己恢复学术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眼睛睁不开了,一睁就流泪,而且根本不能见光,每天就得闭着眼睛,稿子根本就看不了。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已经很危险了,再这样就视网膜脱落了,你的眼睛就完了。我也吓坏了。因为种种情况没办法,我就跟负责人说,算了,我不在北京待了,我还是回南方去吧。再呆着这里等于他们养着我了,没意思,干不了活了。我就回去了。

到1989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是做黄金首饰的。那会儿特别好赚钱。当时国外的黄金是浮动的价格,中国的价格是不动的,所以有时候差价非常大。但是中国的黄金属于专属经营,有经营权的不多。国家拨给你黄金,你去做首饰,做黄金制品在市场上销售;而那个量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一个公司一年也就五公斤、十公斤。所以大部分公司都走私,从海外带进来以后利润就非常大了。

我去那家公司就说,我来想办法解决黄金原料的问题,但是你们得保证不能走私。我了解了一下,解决原料问题其实不是特别难,他们主要是没路子。我通过朋友找到了黄金司的司长。司长特别好,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

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找你要黄金指标。因为都是他批的,全国经营黄金公司的指标都是他批,他批你五公斤就五公斤,批你十公斤就十公斤。我说我来要点指标,其实我没跟他说别的,我就是讲了讲我的经历,我怎么走上这行当的,我说我原来不是干这个的。

我发现他听着挺感动的,他说你可惜了,我说是啊,现在我就想自己赚点钱,将来还是做学问,自己搞点历史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那你怎么赚钱?我说我们这公司有提成的,我要拿到指标,一克提成10块钱。一克10块钱,一公斤就1万,十公斤就10万。那会儿万元户就登报了。他一下批给我三十公斤。

我拿着批件回去,我们公司乐的啊,一年的活不用干了。后来我又找了好几次,一年弄个三五十公斤。其实这个量还是小。后来我就找了经贸部,经贸部有个珠宝进出口公司,里面有我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人,他们两口子学珠宝专业回来的,在德国做珠宝。

他们有进口权,就是合法的进口。后来我就找他去了,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他来了也得加工,我们公司买了意大利的设备,也可以加工,我说你就给我加工,我赚点加工费也行。后来就跟他签了长期的合同,这一下就不得了了,那一锭黄金就25公斤,一个大金砖,我每次至少拿两锭,多的时候拿三锭。那时候我们的加工厂在海南,拿到海南加工,然后在全国卖,那真不得了。我就这样坐着飞机,背了一年黄金。

大概到1991年,搞了两年,我觉得也赚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就说我不干了,回北京。公司以为我是觉得被亏待了,想跳槽,那就等于把这生意拿到别的公司去了。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做这行当,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我有钱就不想做了,我就自己做学问。中间又过渡了一年多吧,其实我完全返回学术界是1993年了。

重返学界,组织编译《资治通鉴》

我1991年就已经回去了,但是还没有直接做历史研究。张宏儒知道我回来了,他说要不然你就到我们那里。当时他还是华夏出版社的社长。我们世界史所出来的一个老先生,搞了个华夏文化研究会,挂靠文化部。我就自己办了研究所——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挂靠在下面。“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数不多的由独立学人创办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成立后,做什么呢?当时张宏儒给我拉了一个事,说你组织编译文白对照《资治通鉴》,这样就跟学者都联系上了,但都是中国史。我一想也行,就通过我爱人李丹慧——她原来是中华书局的编辑,认识很多人,到北大、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约请了四十几位学人。

开始说资金、出版、发行等事,全由出版社负责;我只物色人员、组织班子、保证编译质量。我回到北京就买辆车,跑东跑西地联系,40多个人,做好样条、翻译条例什么的。

都搞好了,刚要全面翻译,突然出版社不干了,说风险太大,因为《资治通鉴》的原著有20卷,工程量太大,万一将来赔钱怎么办,不干了。我说40多个人我刚组织起来,返回学术界头一件事就让我坑人,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后来张宏儒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自己投资干这个。

我说我那钱是我想自己回来做学问的,这是我买资料买书开会的经费,何况我后半辈子还要靠它呢。他说赔不了,不会赔的。我说我可是一点都不懂,从来没做过书商。他说没问题,你就做吧。

后来我就给接过来了,前期的投入,像劳务费,房租、水电等费用,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都由我负责。1991年底,全部工作终于完成,并经过权威学者审定、通过,跟出版社也签了合同,纸张也买了,就等着开机印了。那个时候出版书都要先有新华书店的订单,一有订单就知道你这书卖的情况,那会儿定了五千,卖三千册就赚钱了,所以稳赚,我也挺高兴的。

结果不巧,当时全国多地发大水,突然接到新华书店总店通知,这套书的原预订单统统取消,全部作废。因为水灾,没法经营了,书店都关门了。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真是抓瞎了,因为当时我都没付稿费,我的钱差不多都买了纸张、用作了经营,得给印刷费,还得给出版社管理费,大概几十万,差不多我那会儿的钱都弄出去了。后来我跟所有的作者签了个合同,保证一分钱不少大家的,但是现在别着急,因为我现在没多少钱了。

我最后花了六千块钱开了个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请来了,还请了一批学者。结果效果非常好,那书一出来立刻就大卖了。真的非常火。那时候正值反腐,别的不敢送,送书最好,而且给干部送这个是最好的,告诉他怎么当官。所以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万的盈利,一下子就翻过身来了。这是1991年到1992年的时候。

赴俄搜集苏联档案

我计划还是要做苏联史,因为我对中国史也不熟,原来也不是做这个的。我就找了叶书宗老师,还有郑异凡、杨存堂、徐天新等原来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特别找了齐世荣先生,还有朱庭光所长,一块儿聊。后来得到消息说苏联档案开放了。

那个时候出国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说这事得赶快抓紧,现在做苏联史,如果有了档案跟过去完全就是两个层次了。过去没有用过档案,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能用外文的书就很不错了,图书馆借点外文书、外文杂志。我看俄文杂志,1960年到196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用档案了,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好要开放解禁。后来又不行了,1964年以后又没了,再写东西又是官话套话。所以我说这是个机会。

但我也在想怎么弄呢,先开个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深圳开的。当时全国搞苏联史的四五十位学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那会儿学者没什么经费,我问他们,他们说一年出去开会什么的,才几百块的经费。会上我就提出来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咱们去弄吧。

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怎么弄,怎么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后朱庭光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得跟官方合作。因为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办护照都没法办,那会儿私人办很难。

然后我就去找那时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学出身的,他应该理解这个事的意义,后来我就约了王忍之,到他办公室谈的,一谈就谈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说关键是社科院没钱,我说钱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续请你们办,得跟那边联系,就是我们去找谁。

当时我们都没去过俄国。他说这个好办,我们跟他们科学院有合作,跟那边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说我的俄文也不行,你还得给我派几个人,费用我来出,连吃带住,包飞机票。当时有世界史所的闻一和近代史所的薛衔天两位,再加上李丹慧,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他们也都没去过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