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延安五老 解密:“延安五老”读书轶事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而这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
延安时期,谢觉哉在日记中系统反省了此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警惕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套一套的“读书种子”,认为他们学风错误,夸夸其谈,是“左得可爱”的一些人,而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是“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
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后来毛泽东也指出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有社会、国际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主观根源,其中即有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从而使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能够有市场。
也是在延安时期,谢觉哉觉察到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异样,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论。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还是让人崇仰不已。
“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
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郁传统士子的痕迹,所谓“读书破万卷”、“开卷有益”、“读书明道”、“学以致用”等,都是传统精华的延续;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读书是人生必需的功课,并将读书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读书的方法,则是积少成多,由博返约,以及解决好泛读与精读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强调读书须联系实际,将自己实践的直接经验和读书所得的间接经验进行有机的结合,等等。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
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它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当然,当他读通了书之后,他也破产了。
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由此他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家里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