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清末状元张謇 一个很伟大而失败的英雄

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议和,成为“民国的助产士”。

张謇第二个标签是“立宪之父”。清末新政时,他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他更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政治潮流。

万变不离其宗。张謇万变中所坚守的“宗”,是大一统与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维持大一统的强力政府;二是保证中央权力不沦为私属的宪法,即共和宪政。两者缺一不可。

在清廷这边,张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大一统,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出“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如今史学界对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创造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有定论。

但深究史料当可发现,从革命党到袁世凯到清廷,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一手托南北”,对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实际转变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念及“张謇们”当时的良苦用心与惨淡经营。

“统一”与“共和”的理想

张謇与袁世凯有五年紧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绕道彰德与斥退在家的袁世凯共商大计劝其出山;1912年帮袁世凯协调南北运作临时大总统;1913年为袁世凯将梁启超请回国共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1915年底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辞职回家。

他与革命党不同。究其出身来源,张謇的状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从军务起家,辗转游幕,办理实务。他一生对“实务”有着非同常人的执着,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也将“治平能力”列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回国之后的第12天,张謇就急迫与孙中山见面长谈。谈话内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权的军队和财政等实际问题。而孙中山对此类问题则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尽管张謇之后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称颂不已,但他当时却评价孙“不知崖畔”。

他认为孙中山不太懂中国实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许能以最小的动乱成本维持大一统。况且,袁世凯在天津的新政,亦证明了其治国能力。

张謇选择了袁世凯。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为袁接任临时大总统而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月10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权。

投入北京政权不到一个月,张謇创建了民国建立以后第一个采用党的名称的政治团体——“统一党”,其纲领是“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成责任内阁”。身为立宪派领袖,亲自组织的第一个政党,不叫立宪党,而叫做“统一党”。

当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国民党“武力讨袁”时,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张法律解决,谴责国民党好战派“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观点影响了革命党人汪精卫与黄兴,使黄兴秉持“法律解决”徘徊了较长时间之后才最终反袁。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后,同为“名人内阁”的熊希龄与梁启超愤而辞职。作为国会的创制者,在没有国会的一年多里,他却留了下来,冀望着袁不要迈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彻底失望了。张謇为了大一统能容忍“终身大总统”,却不能容忍复辟帝制。因为,他的底线不只有统一,还有共和。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向合一的主题。

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但护国战争亦不是张謇心中所望,他没有参与梁启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动。他认为,打倒一个大强人,会放纵出无数小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他当时做的是劝冯国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维持共和国体,继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换取全国“统一”与“秩序”。

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道,虽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这是他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在家乡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1916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

张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

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作示范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他的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严修创办了南开,办的都是大学。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

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要求“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张謇。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可张謇却认为,老师可以从师范里来。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才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还去教盲哑人。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对国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的问题,对扶贫攻坚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讨价值。

他的朋友们办的那些大学里,出来了一批批中国现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们也自然成了一脉脉学派领袖,名满海内外,桃李遍天下。而张謇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

这些人没有能力来光大他的名声,支撑他的学派,而是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化成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没有一个近代名人说自己是张謇的学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一百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着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几代新中国的各界骨干。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他生前绝没料到,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

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变成了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变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变成了同济大学。

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变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变成了暨南大学。

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变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变成了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变成了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变成了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一度想发展航运,但并没有成功。大生纱厂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

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

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讲了。

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张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为发烧。发烧了他还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划,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最后几首诗,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本来应该有较圆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许久,却没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

掠电偏难掩,摇风闪未宁。

有人愁太白,无始满空青。

岁已非吴越,占家莫狃轻。

聚若真成汉,沉忧独庶民。

在天犹没浪,照地若为春。

帝坐虚共主,农祥愿丈人。

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国,几十个割据的军阀,百十个争斗的政党,实质的统一仍遥遥无期。此时,北伐军刚刚誓师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新的历史因缘,将在这烟尘中诞生。

关于对张謇的历史评价,胡适的“序言”流传最广。胡适比张謇小三十余岁,从没见过张謇,但却是张謇参与筹办的“中国公学”所培养出来的。是他撒播的诸多因缘中的又一个。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的政治道路,是失败的、中断的。但他顽强地创造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时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来,不过凭借着一颗纯正的初心。家国天下的初心,无论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

因此,张謇是谁?胡适的序,不是结束,只是开始。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一样没有结束,只是开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