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诗 朱自清病中整理闻一多遗作

1932年,朱自清游历欧洲回国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校长梅贻琦任命他为中国文学系主任。这一学期,中文系新来了一位教师:闻一多。此前在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因各种原因,回到母校清华大学。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以复试鄂籍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开始了旧体诗的创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投入新文学创作中。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此后,闻一多出版了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到清华大学执教后,闻一多潜心于《诗经》《楚辞》《唐诗》等研究,而朱自清也开设了“诗”、“歌谣”等课程,两人学术兴趣一致,这也是他们交往的开始。

在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和闻一多的交往逐渐密切。1941年夏,清华大学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科研究所,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清华的很多教师搬到了研究所住,其中就有朱自清。朱自清和闻一多一起住了两年多。此时,闻一多开始研究《庄子》,此前他研究过《周易》,在研究所时,他又开始研究伏羲神话。朱自清一直想细读闻一多的手稿,闻一多也爽快答应,但朱自清因为各种事情耽搁,“到底没有好好读下去”。

在这个时期,朱自清非常推崇闻一多,说闻一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朱自清还大力推荐闻一多的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但联大的师生们还在昆明。这个学期,朱自清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一天,他有个文学史上的问题,便去闻一多家里请教。恰巧闻一多出去了,朱自清征得闻一多夫人同意后,终于见到了闻一多的手稿。

闻一多的手稿给朱自清留下了很深印象:“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钞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钞稿子。”朱自清在书桌旁足足翻阅了两个多钟头。

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夺取胜利果实。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的热潮,这导致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镇压。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被特务暗杀,闻一多拍案而起。7月15日,闻一多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当天下午,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当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朱自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

1946年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成立“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聘请了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啭、余冠英七位教授为委员,朱自清为召集人。闻一多的手稿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自1919年至1946年遇难时绝大部分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典文学研究、日记、书信以及大量的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授课笔记等。

据朱自清先生在《闻一多全集》“编后记”中介绍:“对着这作得好抄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

可惜的是从昆明运来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为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我们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还完整;就是那有些破损的,也还不致妨碍我们的编辑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1948年7月15日,在闻一多先生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里,饱受胃病困扰的朱自清,抱病召集了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会议,报告了遗著整理和出版的经过,并宣布该委员会解散。

对于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大家公认朱自清出力最多。可惜的是,《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底由开明书店印出后,朱自清却见不到了:就在出版的十多天前,朱自清因病去世。

其实,朱自清在去世之前,一直还在为闻一多的遗稿操劳。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做相关的整理工作。据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回忆:“他死后我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一个纸条子,是入医院之前写的;上书‘闻集补遗:(一)《现代英国诗人》序。(二)《匡斋谈艺》。(三)《岑嘉州交游事辑》。(四)《论羊枣的死》。’他已经又搜罗到四篇闻先生的作品了。”

朱自清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说:“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后来,朱自清去世后,这句话也被王瑶借用了过来:“闻先生的全集于1948年8月底出版,而朱先生已于8月12日积劳逝世。这又何尝不可以说‘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