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个人资料年龄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第一人
人物名片 刘海峰,1959年9月生于福建龙岩。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时担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
曾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奖、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次和二等奖两次。
刘海峰说名流
讲到名流,刘海峰首先给了个严格的“自我鉴定”,他说:“我绝不敢把自己列为名流。” 在刘海峰看来,名流是个“很重的字眼”。就字面意义来理解,“名”指的是在某个领域中著名的、知名的;“流”则带有“文采风流”、 “流风遗韵”等精神气质。
他说,在传统社会中,名流只局限在少数人的圈子中,这少数人构成了社会主流中的一个核心部分。而在现代社会,名流的概念被扩充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刘海峰说,名流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对自己所在的行业起到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因为,名流会引起“大众”或“小众”的关注,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等等已经不是“私人化的东西”,而带有一定“榜样的作用”。所以,名流做得好,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就是消极影响。所以,被公认为名流的人应该比平常人更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责任感。
他曾是国内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金庸、刘心武、季羡林、贾平凹等大师级的人物,一起当选“新浪2005年年度文化人物”。他被学术界称为“为科举制平反第一人”,他是科举学的开创者、著名的科举考试史、教育史和高考改革问题专家。他的名字叫刘海峰,一位热爱“精神上的行走”的学者。
由“历史的误会”开始
出人意料的是,刘海峰与历史、教育研究的结缘被他称为“一个历史的误会”。 原来,刘海峰曾经是位“文艺少年”。他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语文老师,从小就爱流连于优美灵动的文字间。
年少的他还颇具文人雅兴,写得一手好书法,当时,龙岩一中有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他还迷上了国画,其作品还曾入选福建省中学生美术展。
也因这个缘故,他考大学时填报的提前批志愿是福师大美术系。当时,整个龙岩县有300多人报考,最后进入复试的只有4人,刘海峰名列其中。但因为该系只录取两人,他最终遗憾地与美术系擦肩而过。因为热爱文学,他填报的正常批次录取的第一志愿是福师大中文系。
这一回,命运又同他开了个玩笑。于是,最后他考上的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的误会”由此开始。 被“历史”选中的刘海峰一开始并不甘心。
所以,他在大学的头两年里基本对专业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他说,那段时间经常跑厦大图书馆,但从来不看历史方面的专著,而是通读了图书馆里的世界文学名著。就这样,当了两年的“半个中文系学生”。直到大三,刘海峰才开始对“历史”日久生情。若干年后,曾经的“历史的误会”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历史的选择”。
从充满偏见到产生敬意
作为科举学的开创者,刘海峰坦言,他能够理解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甚至于妖魔化。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人从小到大接触的教育都在直接灌输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事实上,越是不了解科举制的人越是对它充满偏见,而越是对科举制有所了解的人,越会对它产生敬意。
”刘海峰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研究之前充满偏见,研究之后产生敬意”。 1984年硕士毕业后,刘海峰被分配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教育史的研究。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目光投向了“科举学”。他感慨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
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从此,刘海峰的一颗心就沉了下去。他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
1991年,《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该书突破了学界对唐代教育、科举、铨选三种制度割裂研究的局限,从宏观上进行综合研究,着力探讨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唐代教育和选举制度的利弊与经验教训。
1992年,刘海峰发表《科举学刍议》,提出创立“科举学”。1996年,《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弥补了“学术界尚无专门从教育方面来研究整个科举制度的专著”的空白。
2001年,刘海峰的代表作《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新探》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该文章用明确的史料说明了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成立,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2004年,刘海峰与弟子李兵合作完成《中国科举史》,这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专著,王日根教授评价该书是“‘科举学’研究的阶段性升华”。
成为“科举年”焦点人物
2005年,刘海峰在“新语丝”网站和《书屋》2005年第一期发表的《为科举制平反》一文的开场白中写道:“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
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可知道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 其实,在刘海峰之前,也曾有学者旁敲侧击地阐述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但从来没有人如此直截了当地声称“为科举制平反”。
刘海峰之所以敢用如此大胆鲜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是基于他多年的研究积累。在这篇万言长书中,刘海峰“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的历史事实的辨析,直指世人对科举制认识存在的七大误区。他在文章结尾处大声疾呼:“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的2005年,是到了纠正长期以来简单片面贬斥科举制的时候了。
” 2005年8月,《科举学导论》出版,这是刘海峰对自己20余年科举研究的全面回顾与系统梳理,也标志着“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世愉给该书的评价是“如果说笔者在此之前尚在观望的话,那么,读完《导论》之后,已是举双手赞成,并愿意加入到科举学的研究者行列。
” 20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百年当天,刘海峰促成“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该活动成为国内科举百年祭的唯一大型纪念活动,引发了重新认识科举制的研究热潮和纪念高潮,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使2005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
“板凳学问”与“精神行走”
2006年初,“新浪2005年年度文化人物”名单揭晓,刘海峰名列第五,与他同时当选的还有金庸、刘心武、季羡林、贾平凹等大师级的人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海峰说自己的心情是“既高兴又平静”。
因为,他是一位“偏于传统型学者”,并不向往成为公众人物。他说: “相对于身体的行走,我更喜欢的还是精神上的行走,即让思想在脑际中行走,让激情在心弦上行走,让笔尖在稿纸上行走,让指尖在键盘上行走。
” 除了“精神行走”外,刘海峰更懂得 “板凳学问”的功夫。他虽然同时兼任多项行政和社会职务,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便“遁”入学术王国,潜心研究。而且,那时的他,身上没有丝毫的浮躁之气。
拿《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新探》和《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两篇文章来说,刘海峰花费了十几年才最终定稿。他坦言:“像这样长时期慢条斯理软磨硬泡一两篇2万字的论文,在现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年度考核评价办法中相当不利,在当下流行 ‘炒学问’和‘跑学问’的风气中似乎也不合时宜。
但从长计议,真要写出自己满意又有长远学术价值的作品,还非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思想和勇气不可。
毕竟,真学问还是要坐下来做出来的,而不是靠跑出来炒出来的。只有树立精品意识,才能生产出学术精品。” 在刘海峰的心目中,做学问是件快乐的事。他喜欢“学问勤中得,囊萤万卷书”所展现的高洁辽远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