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杨白琳合影 廖汉生和两任妻子的悲欢离合
1911年11月14日,在湖南桑植樵子湾的一座农舍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时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户主廖兰湘按照当时流行的“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口号,给孩子起名“汉生”。
离樵子湾不远的洪家关,是贺龙的家乡。后来就是在这里,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拉起一支队伍。廖兰湘是个教书先生,在贺龙的动员下,他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担任副官,做些书记一类的文墨事。
有一天,贺龙带着队伍从樵子湾经过。当时,在百姓心目中“兵匪一家”,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而七八岁的廖汉生却跑到路边看“过兵”。贺龙看见廖汉生后,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喽!”廖汉生回答:“我是廖家的,叫廖汉生。”贺龙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廖汉生又答:“叫廖兰湘。”贺龙夸了他几句,率队朝洪家关方向去了。
没想到这次看“过兵”倒看出了一门亲事。不久,廖兰湘向贺龙告假回家,说是要给儿子定亲。贺龙问:“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廖兰湘说:“不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提亲。”贺龙顺势说:“我也给你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兰湘答应下来。
几天后,廖汉生跟着父亲来到桑植县城,在贺龙的营部里住了两天,拜见了贺龙及其大姐贺英、姐夫谷吉庭。就在这次见面中,廖汉生与贺龙的二姐贺戊姐之女肖艮艮订下了“娃娃亲”。
廖汉生10岁那年,廖兰湘染上暴病,卒于贺龙军中。廖家孤儿寡母得到贺家的照顾,在乡里读了4年私塾的廖汉生有机会进入桑植县立高小就读。1924年秋,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贺龙率部驻防澧州城,资助廖汉生插班进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五年级学习。在附小的两年,廖汉生不仅長了知识,而且接触到大革命的风潮,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
1927年春,廖汉生和七八个高小毕业的同学在乡里搞起了农民运动,这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血雨腥风吹到湘西。廖汉生在家里呆不下去,便投奔了贺英、贺戊姐。受贺龙的影响,贺家姐妹为反抗黑暗社会的压迫,都有几条枪。从此,廖汉生跟着贺英打游击,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1928年2月28日,贺龙与周逸群一行7人回到洪家关。贺龙说:“我现在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是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廖汉生眼前一亮,自己从小就崇拜的英雄竟是共产党!打这时起,“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成为廖汉生的行动信条。
为了支持贺龙闹革命,贺英、贺戊姐、贺满姑几姐妹把自己的人枪都交了出来。不到20天,在“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下聚集了3000人。不久,由于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廖汉生和贺家亲属随贺龙退到了罗峪。贺龙对贺英说:“你原来带的这些姐姐、妹妹、外甥呀,还是归你吧。”这样,贺英姐妹又重新带起了队伍。
廖汉生本想跟工农革命军走,可贺龙命他留下了。廖汉生这年17岁,按当地风俗,青年男女订婚而没有结婚,是不能见面的。但游击队要对付敌人,廖汉生跟肖艮艮又不能不在一起。因此,他俩匆匆成亲。成亲后不到一个月,敌人派一个连来“清剿”,他们退到大山里打游击。有一段时间,他和肖艮艮白天在一户刘姓人家吃饭,晚上就在屋外的岩洞露宿。因当地有规矩:“宁借屋停丧,不借屋停双。”新婚夫妻是不能在别人家过夜的。
1928年冬,贺龙领导的红四军(由工农革命军改编)遭受第三次挫折,只剩下91人,72条枪,撤至鹤峰堰垭的大山中。贺戊姐叫廖汉生去给贺龙送些东西,廖汉生见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还穿着破烂的单衣,贺龙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不禁鼻子发酸。贺龙交代他:“你回去告诉戊姐,不要单独活动,你们去王家河‘嘎嘎(外祖母)家找大姐吧!”
1929年初,廖汉生随着贺戊姐找到贺英,成为贺英游击队的一员。游击队共30余人,大都是贺家亲属旧部,其中有廖汉生、肖艮艮、贺戊姐及其儿子肖庆云、贺满姑之子向轩等。后来,廖汉生与肖艮艮生了两个小孩,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廖汉生便带信叫母亲把肖艮艮和两个孩子接回到樵子湾去了。
游击队在贺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活动在湘鄂边四门岩山区。从1929年底到1933年初,在红军主力几度离开、敌人频繁“围剿”的情况下,他们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为红军守护着这块可以进退依托的地方。
1933年初,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由红二军团改编)从洪湖转移到湘鄂边,打下了鹤峰城,军部驻茅坝。贺英带着廖汉生等走出深山与贺龙会合。当时红军正准备攻取桑植,贺龙要贺英游击队留在鹤峰。廖汉生心里有想法,就当着贺龙、贺英、贺戊姐的面说:“朱胜文(红八师师长)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当师长了,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也要跟红军走!”
贺英不同意,贺戊姐更不愿让他离开。廖汉生忍不住埋怨她们:“以前都是你们拖我的后腿,要不然我早在红军里了。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走!”贺戊姐听了后竟然呜呜地哭起来。看到这个情景,贺龙说:“汉生,你还是留下来吧。”
红军向桑植进发后,贺英游击队移驻鹤峰太平镇洞长湾徐焕然(贺英的副手)家。转眼到了农历年关,自从母亲带着肖艮艮母子3人离开四门岩后,廖汉生一直没有机会回家。现在红军打桑植,廖汉生乘机回到樵子湾与家人团聚。
红军攻占桑植城后,遭到敌重兵反扑,贺龙不得不率部撤退。廖汉生在红军军部见到贺龙,贺龙说现在桑植有危险,叫他们先回鹤峰去。于是,廖汉生带着妻子、孩子与贺戊姐一起回到鹤峰洞长湾。
按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贺英带领游击队在洞长湾一带发动群众,成立赤卫队。5月初农忙,赤卫队员大都回家插秧,贺英身边只有十来个人,分住在洞长湾相距不到百米的两户人家。贺英、徐焕然、向轩等住在向姓人家,贺戊姐、廖汉生和妻儿、肖庆云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许姓人家。
5月6日凌晨,由于叛徒出卖,团防头子覃福斋带领100多人袭击游击队。枪声首先在向家屋场响起,廖汉生他们从梦中惊醒,向刚跳起来,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冲出去,上了屋后的山坡。廖汉生边对屋里的人大喊:“快跑!”边提着驳壳枪冲出去,掩护屋里人撤向后山,然后带着肖庆云等增援向家屋场。他和冲出来的徐焕然等人会合一处,与敌人激烈战斗,这时,向刚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一起击退了敌人。
天亮后,他们来到屋场上,只见贺英倒在屋门边的血泊中,贺戊姐被枪杀在水田里。敌人还抓走了肖艮艮及其两岁的儿子。看着眼前的惨景,大家都不禁失声痛哭,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在洞长湾山脚下。贺龙闻报派警卫员朱绍田带人来接应。
徐焕然、廖汉生带着18岁的肖庆云、7岁的向轩来到麻水见贺龙。贺龙为一夜间失去大姐、二姐而感到悲痛万分。过了好一阵,他问徐焕然和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廖汉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徐焕然也坚定地点点头。贺龙命令他们回去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并任命徐焕然为鹤峰游击四大队大队长,廖汉生为副大队长。
他们重返太平镇,集合起各村寨的赤卫队员,继续同敌人战斗。不久,游击四大队编入红七师二十一团,徐焕然任二十一团副团长,廖汉生调红三军军部任书记员,后经贺龙、关向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军政治部秘书,成为在关向应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政工干部。
1934年春,红三军由桑植向慈利转移,从樵子湾附近经过。廖汉生听说母亲已花钱托人把肖艮艮母子赎出,很是挂念,他就和在军部当警卫员的肖庆云向贺龙提出想回家看看。贺龙说:“你俩去看看艮艮吧,队伍明天出发,早点回来。”廖汉生匆匆赶到家里,见到了母亲、肖艮艮和女兒、儿子,全家人团聚一堂,一起吃顿晚饭,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回了军部。
5月,红三军建立了黔东根据地。由于当时大批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奇缺,廖汉生被调到红七师任党务委员会书记,7月,调任红九师政委。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廖汉生任红六师政委。红二、六军团并肩作战,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出发地刘家坪离樵子湾不远,这一年多廖汉生没和家里人见面,他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儿子不幸夭折,妻子、女儿跟着母亲老少三代相依为命。
廖汉生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师政委,一言一行影响着全师指战员的情绪,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去,埋头于突围的准备工作。出发前,廖母和肖艮艮赶到驻地给廖汉生送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第二任妻子是薛明牵线当“红娘”
全面抗战爆发后,廖汉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委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41年初,廖汉生奉命到延安学习,继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一年之后,又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先当学员,后任二部、四部组织教育科长,在党校副校长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转眼之间,这批长征干部到了而立之年,都忙着找对象。廖汉生惦记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零零星星得到的消息是,肖艮艮被敌人杀害了,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1942年夏,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来到延安。廖汉生登门看望贺龙,给贺龙当警卫员的肖庆云告诉姐夫廖汉生,姐姐肖艮艮早已被敌人杀害了。这是这些年来廖汉生听到的关于妻子下落的“最确切”消息。
贺龙和新婚妻子薛明都认为廖汉生一直这样一个人生活也不是个事,就商量着给他再物色一个对象。
某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组织了一场足球赛,廖汉生是中直机关队的后卫。当时,一个长球吊到他们的球门口,他冲上去飞起一脚把皮球踢出场外,可皮球飞出去后却把在场边看球的一名年轻女子砸趴下了。廖汉生忙上前不停道歉,并把对方送到医院。
不久,薛明带信把廖汉生叫到家里,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女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两个人见面时,都闹了一个大红脸,原来她就是那天被廖汉生一球“踢”进医院的那个女子。她叫白林,原名杨白琳,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九妹。1938年她赴延安投奔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学习,后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为了区别于自己3个著名的哥哥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她去掉了杨姓,改名白林。
在开始与廖汉生交往时,白林还打电话找彭真了解:“廖汉生在你那里工作,这个人怎么样啊?”彭真忙不迭地夸奖:“廖汉生,革命的好同志呀!打仗勇敢,在党校学习成绩优秀,现在当组织教育科长干得很不错,难得的好同志!”
有了彭真的“鉴定”,白林开始和廖汉生正式交往。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她有时到党校来找廖汉生,有时廖汉生到中央办公厅驻地杨家岭去找她。每次到杨家岭,他们都在任弼时、陈琮英的窑洞里落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他俩进一步增进了感情,确定了关系。
1943年10月9日,廖汉生和白林喜结良缘。廖汉生的老战友、联防军司令部处长谷志标把自己住的一间窑洞腾出来给他俩做了新房。薛明陪着廖汉生涉过延河,把白林接了过来。
结婚仪式非常简单,贺龙上了前线,薛明、彭真和张洁清夫妇是廖汉生一方的代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王若飞(白林单位领导)和李佩芝夫妇是白林一方的代表,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说了些祝福的话,他俩就算是成婚了。婚后3天,廖汉生和白林就分开了,他回中央党校四部,白林回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虽然同在延安,夫妇俩也不能朝夕相处。
婚后第二年,廖汉生辞别妻子,离开延安上了前线,以后一直是聚少离多。解放战争期间,廖汉生历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白林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股长,第一军直政处协理员。
1949年9月5日,廖汉生与贺炳炎率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廖汉生的二女儿正巧这天出生,廖汉生便特意给她起了“涤青”的名字,以纪念一军荡涤青海之敌。针对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情况,廖汉生带头将白林和孩子从西安迁到西宁安下家来,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
当时,第一军办了一个幼儿园,有个团长对自己的妻子在幼儿园工作不满意,对妻子吼了一通:“堂堂团长的老婆给别人带小孩,丢人!”那位女同志哭着向廖汉生告状。
廖汉生就找来白林和副军长王尚荣的妻子黄克,跟她俩商量:“孩子是新中国的未来。有人却看不起带小孩子的工作。你们两个,一个军政委的老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带个头吧,一个当园长,一个当指导员。”就这样,她们便由军机关的营职干部改当了“孩子王”。后来廖汉生调到兰州任西北军区副政委,白林又到西北军区幼儿园继续当园长。
1955年,廖汉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战役系学员大多已成家,因此学院规定学员可以带家眷。廖汉生便把家从兰州搬到了南京。廖汉生在军事学院学习,白林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学习,几个孩子进入附近的小学,一家人都成了学生。
1957年,廖汉生毕业后,接替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白林任军事学院幼儿园园长,后调任南京大学气象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60年1月,廖汉生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白林先后任教育部普教司幼教科副科长、行政科副科长、普教司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廖汉生与杨尚昆虽是亲戚关系,但过去接触很少,直到他和白林调到北京工作后,才与杨尚昆的接触多了一些。在廖汉生的眼里,杨尚昆既是一位慈爱的兄长,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尚昆首先受到冲击。对杨尚昆的批判,直接影响到白林。廖汉生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后,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白林透露一个字。但是,他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知道随着会议精神的传达,白林早晚会知道。他担心妻子能否承受这个巨大压力。
一天,廖汉生深夜才回家。白林没有睡,在等着他。她心情十分沉重地告诉他:“今天在单位看到中央的两份文件,得知五哥尚昆犯了‘严重错误。”她说的文件是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撤销“彭、罗、陆、杨”党内职务的决定。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中央文件这天刚刚发下来,她第一个看到了。看完后,她控制住情绪,马上向党委负责同志报告了有关情况。
廖汉生不知怎样安慰她才好,只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向她讲几句套话。这一晚,他俩都彻夜难眠。不久,白林就因为杨尚昆的“问题”,被以不适合做党务工作为由,调整到其他处工作。20天以后,廖汉生向白林转达了上级领导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查。
随后,廖汉生分别向贺龙、叶剑英以及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杨勇、副书记郑维山汇报了相关情况。白林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领导同志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贺龙转呈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她实在交代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
很快,廖汉生也受到冲击,“贺龙的亲信”“杨、廖两家关系密切”“假党员”“当土匪”等罪名一一向他袭来。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关押起来。看押人员从他家里取来牙缸、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交给他。他一看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而是白林的。从看押人员的疏忽中,廖汉生判断妻子也被关起来了。
在被关押的5年当中,廖汉生始终牵挂着白林和孩子们,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消息。1972年7月,他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一天早晨,他在大楼后面的院子里散步,碰到原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友、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
周仁杰关切地问廖汉生:“老太太呢?”廖汉生回答:“老太太死了。”周惊讶地叫了声:“啊!死了?”原来,周仁杰说的“老太太”指的是白林,而廖汉生却理解成了自己的母亲,廖母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在北京病逝了。廖汉生弄清楚后,哭笑不得。白林被关押时才44岁,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把妻子跟“老太太”画等號。
在廖汉生被放出来40天后,白林也于8月20日走出囹圄,夫妻俩在历经数年磨难之后,在京西宾馆重新聚首,拍下一幅照片,作为劫后重生的纪念。
1973年12月,廖汉生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4年元旦,他偕白林到大凤翔胡同给叶剑英拜年。谈话间,叶剑英问他:“你是贺龙那里的人吧?”他感到这个问题问得好突然,就回答:“是的。”叶剑英神情庄重地说:“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
”听了这话廖汉生很是激动。廖汉生最后一次见到贺龙是在1966年下半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篮球比赛。那天,贺龙看了一会儿先行退场。廖汉生跟出来送他,没想到这竟是他见贺龙的最后一面。
从叶剑英家里出来,廖汉生和白林都很兴奋。“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这是他们这多年来听到的除了林彪摔死之外的最好消息。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知了贺龙夫人薛明。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1974]2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2月,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夏,白林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组副组长、专职党支部书记。
6月5日晚,廖汉生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通知:叶剑英副主席要你到北京,参加中央定于6月9日为贺龙同志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忌日。下午4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主持安放仪式,周恩来致悼词。廖汉生和白林把从南京带来的两枝广玉兰花,恭恭敬敬地献到贺龙的灵前。“死而复生”的前妻和农民女儿
有道是,造化弄人。其实,廖汉生的前妻肖艮艮并没有死。她被敌人关押后,国民党桑植县长扬言要把“贺匪”的外甥女、“红匪”的婆娘“正法”,但慑于贺龙声威,他没敢把举起的屠刀砍下来,而是暗中使人把肖艮艮卖到外乡嫁了人。
全国解放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肖艮艮听到了舅舅贺龙在四川“当大官”的消息,于是托人写了一封信给贺龙。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青海与廖汉生见面。
